首页 -> 2007年第4期


艺术理想与文本实在的断裂

作者:李 军




  残疾人的出现在文本中应该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矛盾的尖锐化如果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文章的警醒作用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过于轻松的解决则又不符合艺术的规律。所以小说对残疾人的安排是作者的一种幻想式的艺术的解决矛盾的方式。这种安排使小说在作家理性控制的范围内发展,作者的感情与小说的意旨都有理有节地得以展现,从而发挥文学对现实的介入作用。然而对于关注艺术细节的读者来说,小说的安排却恰恰违反了作者的革命逻辑。陆萍虽然是作者所塑造的代言人,但在小说中却始终保持着可贵的社会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当她接受残疾人的建议,从而改变自己时,她也在放弃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她的离去,是对作为革命者的知识分子的背弃,这种选择是不符合革命的伦理与逻辑的。残疾人虽然以一个老革命者的身份出现,可他所起的作用是让陆萍认同现实,接受现实,也就是让陆萍放弃革命者的责任,成为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革命生活的旁观者,这当然不符合革命的逻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小说无疑蕴含了可怕的悖论。
  
  两性对峙:小说的潜文本
  
  在小说中,丁玲选择作为知识女性的陆萍作为其实现创作意旨的窗口,在某种程度上,陆萍就成为作者笔下的道具,可是进入文本之后,事情似乎又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陆萍仅是一个道具,那么她的性别就可以是随意的,可是一旦陆萍是一个男性,小说的面貌就会大变,由于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与观察就要呈现出不同的色彩。陆萍的女性身份是不可以随意置换的。她的职业特征,她的内心倾向,她对同事的审视,是男性本身所不具有的。她的女性身份正是小说展开的前提,也正是她的女性身份,她与社会环境的矛盾才愈加突出。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女性身份是从社会文化意义上来界定的,并不单指女性的生理性别。
  陆萍与环境的冲突还缘于她的女性身份与所处的父权制社会的紧张关系。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心在于工农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改变,而对他们的思想建设却缺乏充足的条件。在拯救民族国家,或实现社会解放的队伍里,女性与男性承担着同样的责任,革命要求女性按照男性的标准建构自身。这样,革命对女性的呼唤与号召并没有触动中国的父权与夫权制度,在根据地,妇女的生活状况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活动空间的扩大都是在没有改变传统性别秩序的范围内进行。于是,作为一个富有主体意识与批判意识的知识女性,陆萍与代表着传统性别秩序的同事就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对抗性关系。无论是医院中的女同事,还是医院的领导,他们一起构成传统的性别堡垒。这样看来,陆萍的反抗就成了孤军奋战。以单一的个体对抗凝固的集体,个体如果不为这个集体所粉碎,就为这个集体所溶化,这就是陆萍的命运。
  小说的正面以批评建构的形式展露了作者的文学功用观,而在文本的空白之处却隐含了与革命紧密相连的传统性别秩序对女性的压制,两者构成文本内在的紧张,性别冲突必然削弱小说的建构功能,这样作者的艺术理想就与文本的实际产生了断裂。
  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热•齐泽克指出:“要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背后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限制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对于小说的阅读,读者从文本中所读到的不应仅仅是文本的故事及故事所蕴含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要读懂文本的形式,即挖掘出形式中深藏的没有为作者所意识的思想内涵。依照这样的思维解读《在医院中》就可以发现,在接受效果上,文本实在远远超出了作者的理想设计。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 军(1971-),山东聊城人,文学博士,河南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解放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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