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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在医院中》和《第四病室》里的女大夫形象
作者：李荣秀
二､杨大夫:思想转变时期
渺茫的“一线亮光”
《第四病室》成书于一九四五年，是巴金根据自己一九四四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的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十几天的住院经历而作的。他在刚出院不久就有写这段经历的打算，因为“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他甚至决定“下一本小说(当时他正写作《憩园》)就应该是《第三病室》。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当然，小说最终定题为《第四病室》。
第四病室里，臭气冲天，传染病患者和外科病人同处一室，金钱支配一切，贫困的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而被活活折磨至死……在这种腐败､黑暗的环境里，也有一些使人产生希望的人们，这就是绝大多数的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年轻的女医生杨木华。她正直､负责，有同情心，富有人情味，她不把病人看作机器或者模型，在给病人们治疗病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治理病人的心。但她并不是真人，是这部“人物和事情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小说中作者唯一创造的人物。之所以要创造这一人物，或者如作者自己所言“在小说里增加一个她”，“唯一的一个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我编造的是我自己的愿望，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他是抱着“虽然像杨木华那样的医生我还没有遇见，但她的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的想法创造这个人物的。那么，按照作者的“愿望”和“不是不可能”的推断，塑造的“杨大夫”是怎样的呢?
首先，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杨大夫的形象是比较苍白､比较单薄的。作者在这一人物身上是颇费心思的，作品中多次写她到病房里来细心地查房､耐心地给病人换药，作者着力把她塑造成一个正直的､负责的医生，她不仅医治病人的病体，还非常关心病人的精神生活——她借书给病人，希望人们“变得善良，纯洁，对别人有用”，甚至为了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真实性，作品中也写了她的苦恼——“我有时候真想改行做别的事，我真后悔学了医”。但这些都不能克服这一人物形象的苍白､单薄，通篇读下来，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个“身子结实”､“浓发大眼”､“豪爽”的医生，热心､负责足以概括她的性格特征，至于她自己思想上的苦恼及对病人精神生活的关心也因为是作为病人的“我”的猜想和“愿望”而显得过于理想化而有失真实，给人一种生硬的不自然之感。比较而言，这一人物形象远不如像第八床､第九床等作者意在嘲讽､批判的形象真实､丰满。
如果说，作者的主观愿望而非真实经历和体验导致杨大夫形象的苍白､单薄，那么，作者当时思想的混乱与迷茫则破坏了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我们看一下两个细节。
一个是关于杨大夫给主人公介绍什么书。在小说中，杨大夫爱读书，也爱把自己读过的书介绍给病人，她给“我”介绍了两本书。第一部是《唐诗三百首》，这也是作者当时进医院时带的唯一一部书，并且作者自己在手术台上心里难受时，也曾暗暗背诵唐绝句，感觉好诗对病人有益处，所以就让杨大夫把这本书借给病人。由于有作者的亲身体验，关于这本书的借阅写得比较自然､流畅。可能作者觉得这样一位爱读书､代表光明和希望的杨大夫，不能只给病人介绍这一本中国古代的诗歌，还要介绍一些外国的､进步的书。一开始，作者安排的是《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这是作者在写小说的时期中，无意间读到的一本书，便安排在杨大夫身上，并且还让她说了这样的话:“我喜欢这本书，他把甘地写得可爱极了。他多么善良，多么近人情，他真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真正的伟人应该是这样的。”后来，小说换出版的地方时，他按编辑的建议换成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作者自己一个时期也喜欢这本书，从他那里得过益处②。更主要的，“罗曼•罗兰当初是人道主义者;杨木华大夫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不用说，还得加上‘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 而巴金自青年时代就把罗曼•罗兰奉为老师。安排杨大夫给病人介绍什么样的书，当然有偶然性的因素，正如作者所说“有的书一想就想到了”，“有的书我一时想不起来”。但更多的是作者主观选择的结果，“有的书对杨大夫不合式”，有的“并非不适当”，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和作者本人这一时期的思想认识有关。有的研究者认为 “一九四四年，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及八年抗战的磨练，巴金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去翻译或出版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也有的研究者更为关注巴金思想转变的继承性和一贯性—— “一九四四年，巴金结了婚，那年他四十岁。从后来小说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渐从抽象的浪漫课题转到具体的婚姻问题上去，这应归功于成家对于他人生观的改变。自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巴金一直保留着当初对‘安那其主义’博爱的看法——那就是，这个世界需要一点更多的同情､爱和互助。”然而“信仰虽无改变，态度倒改变了:他放弃了安那其诉诸暴力的政治行动”。表现在作品中，巴金依然热情地呼唤爱，但对爱的表现不再乞求于幻想与暴烈行为，不再是通过它的对立面“憎”的形式表现出来，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本色。《第四病室》里，作者通过对日常琐事的描述，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渴望理解､渴望相爱的寂寞感情，而杨大夫则成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言人，所以，她才会向病人介绍《在甘地先生左右》或《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书。
另一个是关于杨大夫的最终结局如何。如上所说，抗日战争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婚姻等因素促成了巴金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但转变时期的思想是容易有波动､有困惑的，这从小说中对杨大夫最终命运的安排和几次更易就可见一斑。“像这样一位医生在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医院里，怎么能长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她一定会得到悲惨的结局”。最初，作者给她安排了一个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结局:“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但后来，他自己也受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我愿意留下一点希望，哪怕是渺茫的希望也好”，这样作者又对《小引》中的回信稍作改动，使得她不死的可能性更大了，“她可能保全了性命”，而“她活着，我也感到心安了”。
这一时期的巴金思想上既有安那其主义的信仰又有人道主义的思想，他试图把二者协调在一起。这一方面反映了作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家的思想局限，因为它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种思想局限当然影响到他的创作，作者一再说，《火》是失败之作，《第四病室》是失败之作③。他当时肯定是焦灼而又迷惑的，在写《第四病室》时，他“白天写，晚上也写”，“写得急”，他甚至“赐”给一个病人两个姓，直到一九六零年编文集时才改正，那前述的杨大夫给病人介绍书及她的最终结局的改易在这种焦灼迷惑的心境下就不足为奇了。巴金曾说，写作《第四病室》时感觉“写得很顺利，因为我在写真实”，而恰恰在杨大夫这个“不真实”的人物身上，我认为他写得虽然“顺利”但并不成功，作者把她当作“在这种痛苦､悲惨的生活中闪烁着的一线亮光”，但我总感觉这“一线亮光”是非常渺茫的､飘忽不定的，甚至于它的有无都要打个问号。
依照我个人对陆萍和杨大夫这两个人物成败的评价，我觉得作家的真实体验和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有重要关系。只要出于真实的体验，真切的感受，真诚的表达，塑造的人物就会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即使这个人物本身是有缺点的甚至遭到质疑､批判的。相反，如果仅仅是凭着作者的主观愿望和想象，塑造的人物就会黯然失色，即使这个人物本身是人们竭力颂扬的光明和希望的代表者甚至是英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荣秀（1980-），山东章丘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参见《文艺报》1957年9月29日第25期。
② 参见《谈<第四病室>》，巴金的《写作生活的回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③ 参见《谈<第四病室>》，巴金的《写作生活的回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第23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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