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痛苦理想五乐章
作者：吕 颖
摘 要:作为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之一，张洁对女性文学的贡献在于创作了一系列以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小说，她以对女性爱情与婚姻､事业与尊严的执著关注，奏响了关于女性解放痛苦理想的绚丽而悲壮的乐章。
张洁以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为女性的张洁，对女性文学的贡献在于创作了一系列以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既有对今日女性爱情观的表述，又有对未来婚姻的畅想，既有对至今仍阻碍妇女解放的社会因素的犀利批判，又有对妇女本身品格气质的厚望，……可以被看作新时期妇女解放的宣言书与沉思录”。张洁正是以对女性爱情与婚姻､事业与尊严的执著关注，奏响了关于女性解放痛苦理想的绚丽而悲壮的乐章。
第一乐章:文化的囚徒
《爱，是不能忘记的》作为张洁女性文学的首篇代表作，产生于整个中华民族反思历史的大背景下，“当整个民族处于一个拨乱反正的特定历史时期，女性文学对女性自身弱点的反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文学所表现的历史郁积的情感和思考的一个分支＂。作品第一次从女性的角度，进入了社会伦理观念与民族传统文化弊端的深层思考，它在文坛上之所以产生轰动性影响，最重要的原因是触及了传统文化的内核——婚姻的伦理道德原则，忠于爱情还是忠于婚姻的两难选择，被从人们忽略的潜意识层面揭示了出来，“这使她作品中的自我与社会的对立表现为一种情绪型，一种感情的不安和痛苦＂。作品不仅反映了女主人公钟雨爱情与婚姻的矛盾，更表现出张洁对爱情与婚姻问题具有超前性与预见性的思考。所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文学命题潮头的现代性演进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可以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质意义上女性文学的开端＂。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女主人公钟雨的操守与克制体现了对现有文化约定性的尊重，但沉重的代价是现实爱情追求的不可逾越性，而这也是张洁创作心理的反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是一种自我与社会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必然性使这位倾向于理想的作家永远处在一种痛苦中”。对此，张洁有着清醒的历史意识，她说:“我们始终不懈地在同封建意识作斗争，但在时间上我们处于劣势。我们只斗了一代人的时间，而封建意识的同志却持续了六七十代之久。”的确，面对几千年形成的封建意识和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的制约性力量，渴望爱情和精神解放的女性难道不正是文化的囚徒?知识女性的勇敢挑战，只是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征战的序幕。
第二乐章:围困与解放
在《方舟》的写作中，张洁已从痛苦浪漫的理想爱情，走入了女性严峻的生存现实。对“方舟”的解释出自《后汉书•班固传》中“方舟并骛，俯仰极乐”，再与《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相联系，“方舟”就具有了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作品展示了三位知识女性在工作､事业上的相互帮扶与不懈的奋斗;另一方面，在男权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与性别歧视的环境围困之中，三位女性之间患难与共的姐妹情谊，才是她们精神的避难所与喘息地。小说中的三位女性的婚姻是不幸的，但使她们“格外不幸”的，却因为她们是女人。荆华､梁倩和柳泉遇到的种种艰难与挫折的原因，不是由于她们的能力低下或不合时宜，而仅仅由于她们是独身女人，并且是拥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的女人。在作者的笔下，《方舟》中的男性展现出群体性的卑俗与拙劣，因他们所带来的工作上的阻碍､事业上的打击､精神上的围困，使三位独身女性必须面对难以摆脱､难以逃避的环境，而《方舟》所要展示的正是知识女性生存境遇的困顿。
在作品中，张洁借女导演梁倩之口第一次谈到了妇女解放对于中国知识女性的特殊意义:“妇女的解放不仅意味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还应该包括妇女本人以及社会对她们存在意义及价值的认识，妇女并不是性而是人。”女性的解放涉及到女性的自我定位和男性社会文化系统对女性的身份定位，两种定位的错位是导致女性艰难坎坷的生活困境和社会价值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这种错位既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精神围困的文化惯性，也是当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的焦点之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舟》是一篇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女性意识的作品。
作者在作品中深情地感叹道:“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方舟》正是通过三位独身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传达出更深层的意蕴:女性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未来路程的漫长与艰辛。
第三乐章:完美与局限
如果说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钟雨以对爱的憧憬与行为的克制，实现了情感的净化与升华，那么在《祖母绿》中曾令儿则以爱与行动，实现了女性完美的人格塑造和灵魂的升华。“创作是追求，不仅是事业上的追求，而且是作家在生活中的追求的继续。在生活中尚未得到实现的理想往往在作品中先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祖母绿》是《方舟》的续篇。
曾令儿对人生苦难无怨无悔的承担，宽广的心胸，非凡的气度，卓越的才能，强烈的责任意识，使曾令儿成为有史以来最具现代女性意识的完美典型。张洁曾经说过:“文字对我日益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渴求:愿生活更加向人们所向往的那个样子。＂张洁正是在曾令儿的身上，寄寓了对女性全面解放的理想。
《祖母绿》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发源于爱又超越爱，体现了无穷恩爱的博爱思想。这种东方地母与西方圣母合体的宗教化处理，使曾令儿在禁欲与自律中，达到了女性人格的完美化､神圣化高度，使曾令儿完成了形而上的精神解放与超脱。但是，由于与男权文化价值系统的强烈对峙，完全以女性自设的价值标准完成精神的自我完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对形而下具体的妇女解放而言，只是一抹理想的光芒而已。这不仅是张洁痛苦理想主义的局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妇女解放的难点与局限之所在。
第四乐章:追忆与成长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张洁在母亲去世后的追忆之作，是一部长歌当哭､涕泪长流的纪实长篇。作品从母亲的得病直写到母亲的去世，文字绵密､琐细､不加节制，是痛失母爱之后最彻底而无助的挽歌，写作如滴血流泪，任由悲伤和痛苦喷涌而出。与母女情深相映衬的是，夫妻之间关系的冷漠与心灵的疏远，虽然文中对丈夫着墨不多，但对丈夫冷酷､无能的描写，也使我们能深切地意识到作者这一时期的情感价值取向:任何男女情爱，都比不上母女血脉之情的深厚与绵长。
在八十年代末张洁创作风格的转变中，这种痛苦的情绪已露端倪，在《他有什么病》《红蘑菇》《横过马路》《只有一个太阳》等作品中，“她把隐匿在男性世界的种种卑劣与丑陋无情地撕破给人看，故意让其在家庭生活中､政治舞台上､文化变革里丢尽人出尽丑，以达成内心不可抑制的恨与厌恶的宣传”。男性再也不是女性理想爱情不能忘记的对象，作为理想男性崇拜者的张洁已经在悄然地反叛……
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张洁所传达出来的仍是“爱是不能忘记的”真情，但这种爱是有别于男女情爱的母女深情､血缘之爱，反映了女性的独特生命感受。埃莱娜•西苏曾深情地写道:“在妇女身上，总是多多少少有那母亲的影子，她让万事如意，她哺育儿女，她起来反对分离。这是一种无法被切断却能击败清规戒律的力量。我们将重新思考妇女，从她身体的每一种形式和每一个阶段开始思考。”而张洁正是以母女之爱的深厚绵长诠释了女性生命的意义，她使我们认识到了对女性生命关注的重要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