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刷新“历史记忆”的方式
作者：姚国军
一､ 叙述视角的交互运用
《金陵十三钗》运用了复杂的叙述视角。作者､叙述人､主人公书娟。作者与叙述人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但可以有叠合之处。作者是外在的视角。叙述人､主人公书娟是内在的视角。叙述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作者的视角，尤其在第一人称叙述语式中。这篇小说的叙述人是“我”，主人公书娟是“我”的姨妈，“我”叙述的是姨妈小时候经历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因此，“我”的叙述视角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入书娟的叙述视角。“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小说的开头其实已经设定了双重视角。
作品中间不时提醒读者，“我”叙述的是“姨妈”的故事。“我根据我姨妈书娟的叙述和资料照片中的豆蔻，设想出豆蔻离开圣玛丽教堂的前前后后。”“我姨妈书娟在晚年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她赤着两脚站在地板上，却毫不感觉到寒冷。”“我姨妈书娟生怕自己将来会把圣诞夜事件记乱掉，就把它写了下来。她把它写成一篇书信体的记叙文，寄给了她的父母､舅舅､舅妈。我读到过这篇变黄发脆的文章。现在我根据她的文章以小说体来转述一遍。我争取忠实于原稿。”叙述人“我”的作用就是与“当下”拉开距离，让读者意识到这是“家族叙述”，从而产生历史的纵深感。
表面上看起来，小说采用的叙述范式是作为晚辈的“我”在讲述“姨妈”的前尘往事。事实上，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小说是“姨妈”在“晚年”向“晚辈”叙述一个久远的人生故事。
作家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叙述范式呢?小说文本给了我们“历史亲历感”，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民族之痛”。作品以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书娟的眼光来写，让我们体会到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给普通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历史记忆。作家避开的是宏大叙事，选择的是私人化叙事，当年南京大屠杀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悲巨痛不是通过大场面(即或涉及到大场面时，都是侧笔叙述，如“阿多那多把他从外面拍回的照片洗出来给女孩们看。女孩们都用手捂住眼睛，然后从指缝去看那横尸遍野的江洲，烧成炭的尸群，毁成一片瓦砾的街区，一池鲜血的水田”)，而是通过小场面来表现。但小女孩经历的一个个“小场面”却正是“大屠杀”的铁证。小女孩的“童年记忆”如此刻骨铭心，不正是刽子手的残酷留下的吗?“我”贴着“姨妈”来叙述“当年”也寓示着“毋忘国耻”的民间立场。我们两代人要历史记忆传承下去，不要让历史风干为一个抽象的数字。
二､ 叙述手法的两极并置
雨果在一八二七年《克伦威尔序》中提出的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即“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这种构造形象的方法可以让读者在人物对比中获得深刻的感受。
《金陵十三钗》把美好与丑恶､人性和兽性､善良与奸诈､崇高与卑下､洁净与污秽､神圣与淫荡并置在一起，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小说的展开场景是硝烟战火包围着的教堂，一群妓女为躲避战乱逃到教堂，神父阻拦不成，只好默许她们暂时避难。教堂中还有另外一群女孩子，四十四位寄留在教堂的女学生。妓女的到来破坏了教堂的神圣肃穆氛围，她们毫无顾忌，打闹嬉戏，任性而为。英格曼神父憎恶这些妓女“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的做法。而国民党伤兵的到来更是把教堂推到风口浪尖上，因为教堂“违背中立原则”将授日本人以口实。神父与妓女､女学生与妓女､伤兵与妓女､神父与伤兵之间形成了对立和比照。
最为典型的是书娟与玉墨的邂逅，可以说是“不是冤家不聚头”。玉墨勾引了书娟的父亲，破坏了书娟的家庭。书娟对玉墨怀有满腔的仇恨，一度想伺机报复。而玉墨在书娟面前也感到自惭形秽。一方是清纯的花季少女，另一方是放荡世故的妓女，真可谓“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然而，她们更有着共同的敌人，命运又把她们联系在一起。
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圣诞之约”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魔鬼与天使在这一刻遭遇了。日本人打着邀请少女去唱诗的旗号，企图蹂躏这些清纯的花季少女。神父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十三金钗＂勇敢地站了出来，她们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扮成唱诗班的“少女＂走向了魔鬼。事实上，这些妓女在这一刻已经成长为巾帼英雄，她们难道不是保护同胞的天使吗?也就是在这一刻，神父谅解了她们，女孩子们谅解了她们，书娟谅解了她们。
作家把各种对立因素并置在一起，就如同“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表现手法，读者自会悟出人生的意义所在。
三､ 叙述情感的折转拓进
《金陵十三钗》运用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人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会有如何表现?人的情感又会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小说把具有不同职业､经历､性格､思想的人物置于一个特殊的空间(教堂)，让人物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对立，产生反感､嫉妒､愤恨等情感。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人性终于得到了复活。小说最后，“十三金钗＂主动请缨，代教堂里的“良家女子”受难，并决意与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突然迸发，是弱势群体对强权和暴力的特殊反抗形式。人在极端环境中往往会显现出人性的光辉。
英格曼神父收养的乞儿陈乔治有句口头禅，“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大概是作家对中国人的精神根底的一种认识。作家又借另一个神父来表达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看法。
因此法比•阿多那多可以作为中国人来自省其劣根，又可以作为外国人来侧目审视中国的国民性。面对这群窑姐，他的两种人格身份同时觉醒，因此他优越的同时自卑，嫌恶的同时深感爱莫能助。他像个自家人那样，常在心里说:“你就争口气吧!”他又是个外人，冷冷地想:“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
然而，陈乔治看见英格曼神父被日本中佐打耳光的时候，还一把提起那把坐变形的旧木凳，本能地要去替神父捞回尊严。在危难关头，满足现状的陈乔治冲破了“赖活着”的观念，倒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
如果说陈乔治不自觉的“现身”是出于报答神父养育之恩的心理，那么“比粪土还贱”的风尘女子们勇于“献身”的义举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玉墨说，“我们活着，反正就是给人祸害，也祸害别人。”玉墨又是那样俏皮，给两个神父飞一眼。她腰板挺得过分僵直，只有窑姐们知道，她贴身内衣里藏了那把小剪刀。
排在最后的是赵玉墨，她发现大佐走到她身边，本能地一躲。但又侧过脸，朝大佐娇羞地一笑。像个小姑娘犯了个小错误，却明白这一笑就讨到饶了。日本人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
作家在结尾没有给出结局，但我们分明看到了结局，赵玉墨的“嫣然一笑”包含了多少言说不尽的情感内容!她的“笑”是对刽子手残酷暴虐行径的切齿仇恨，是对侵略者狂妄愚蠢做派的戏弄，是对自己慷慨赴死举动的欣赏，是对国破家亡现实的心痛。无疑，这一刻她们的情感已经得到彻底的净化，她们的精神已经得到根本的重塑。叙述人借主人公的眼光审视了这一切，“只有书娟一人走到窗子边上，看见十三个白衣黑裙的少女排成两排，被网在光柱里”。这句话包含了寓意，以往在别人眼中污秽不堪的“十三金钗＂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圣洁光明的化身。叙述人对“十三金钗＂满含敬意，作家对备受凌辱的底层民众满含敬意。
另外，主人公书娟对玉墨由仇恨到忏悔的情感转变是可信的，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个人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历尽劫波情义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从这些底层民众身上，我们看到了民族自我救赎的希望。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经受住巨大的灾难，是因为有一种精神没有灭亡，在强力的打击之下，这种精神会灿烂地迸发。正是因为作家发现了这种带有民间原生态的精神，所以叙述情感的路向发生了折转，就像书娟对玉墨的情感由仇恨到忏悔的情感转变一样，叙述人(也可看成作家)对“十三金钗＂也经历了由轻蔑到崇敬的情感拓进。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目的，严歌苓说道:“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达观，不记仇。日本人挨了两颗原子弹，战后产生了许多文艺作品､电影作品控诉美国，纪念他们的创伤。犹太人更是如此，每年都有一两部电影､若干书籍来刷新他们的集体记忆，刺激全人类的集体记忆。而我们整个民族长期以来没有理性地对待自身所受的一场场伤害，因此日本人和美国人对他们曾经的施虐也就从来没有诚恳的歉意。……我想我还会写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固然有政治和外交来伸张未被伸张的正义，但更重要的是民间，是意识形式……记住那些不忍回顾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才是健康的。＂
作家在展现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时，避开“政治和外交”的宏大写法，采用的是民间“个体记忆”，但更有效地激活了我们的民间想象。因此，“历史生成于细节”应该是作家在重述历史时成功的一个经验。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姚国军（1972- ），文学硕士，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广东海洋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