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托古诗在中古时期的演变

作者:蔡爱芳




  本文所讨论的是中古时期笼统题为“拟古”或“拟古诗”的诗作,以及与之相似的“效古”“学古”“绍古”之作,它们与那些有明确模拟对象的诗作(如陆机的托古诗十二首)不同,我们称之为“托古诗”。
  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诗题以“拟”字开头的诗作共有六十八题(一题多首以一题计),其中明确标明模拟对象而题为“拟某某”的有五十一题,占总题数的75%,而笼统题为“拟古”或“拟古诗”的有十七题,占总题数的25%(本文所有引诗均出自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95年版)。虽然占主流的是拟篇之作,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诗人在创作托古诗。这些创作托古诗的人们为什么不追随大流?他们是否在坚守或提倡着什么?
  就读者批评而言,托古诗的批评标准也与题为“拟某某”一类作品不同。如王夫之讥陆机《拟明月何皎皎》“步趋如一”,认为模拟过度;却赞张华《拟古》“具此深远之才方堪拟古,杂之《十九首》中不辨矣。自是西晋第一首诗”,以模拟为妙。那么,托古诗是否本有不同于拟篇之作的创作规范呢?
  
  一、托古诗传统的开创与巩固
  
  托古诗最早产生于魏代。何晏创作《言志诗》二首,其一曰:
  
  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罗网,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接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诗纪》题此诗作“拟古”,但逯钦立先生据《名士传》“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忧忧,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改题为《言志诗》。实际上,此诗是模拟古辞《双白鹄》: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踟躇顾群侣,泪落纵横垂。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既然何诗本有模拟对象,我们认为题为托古诗更可信。不过何诗改造了原诗。就主题而言,原作是抒写由天灾(疲病)引起的忧思,而何诗抒写的却是由人祸(罗网)造成的忧惧。托古诗之所以如此命题而不题作《拟双白鹄》,说明他在有意识地模糊模拟对象。其次,何晏诗与流行于汉魏之际《古诗十九首》一类“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的诗作情感基调颇为相似。刘良在释“拟”时说:“拟,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因此,笼统题为“拟古”,模糊模拟对象反而更能体现何晏的“今情”(如《名士传》所载)与“古志”的互相沟通之处。许学夷云:“何晏五言二篇,托物心寄,体制犹存。”实际上何诗已开启了托古诗的传统:第一有所模拟而又有意模糊模拟对象;第二比古志以明今情。无怪乎王夫之称何诗“已开西晋一派”。
  西晋张华的托古诗继承了这一传统,诗云“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正是“死生新故之感”,诗中的松树形象与张华“临危则茂先为美”(《晋书》本传)的自我形象也相吻合。袁宏的托古诗亦得古诗《西北有高楼》之神韵。不过,使何晏开创的托古诗的传统得到全面巩固的还是陶渊明《拟古》九首。
  首先,陶诗也是“有所拟而不拘泥于拟”的。《拟古》九首没有明确模拟对象。许学夷指出它们与陆机托古诗的差别时说:“士衡拟古皆各有所拟;靖节拟古,何尝有所拟哉?”其实,“有所拟”也是托古诗的传统,陶诗并非无迹可寻。如其《拟古》其一: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中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与《古诗十九首》之二:
  
  青青河边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房独难守。
  
  开头两句十分相似,用韵相同,而且诗的取材和主旨也大致相同。但是,古诗中的荡子妇的形象在陶诗中变得模糊了,陶诗与古诗充其量只是一种神韵的相似。又如《拟古》其四“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从墓地之荒凉引发感慨,言人生短促荣华难久,这在《古诗十九首》中也很容易找到影子,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王夫之云:“此直赋情事,陶令亦效此,乃相去若何?”可见陶诗亦是有所拟的,只不过让人难以察觉。陶诗与《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有离合出入的,对应也是模糊的,我们根本无法像读陆机《拟古诗》十二首那样弄清它们究竟模拟了哪些诗。
  其次,陶渊明《拟古》九首也是“比古志以明今情”的。刘履《选诗补注》云:“凡靖节退休后所作之诗,类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词,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杂诗等目名其题云。”显然这与何晏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著五言诗以言志”的做法相同。潘德舆也认为陶诗“浑言拟古,故能自尽所怀”,浑言拟古而不拘泥“拟某某”,脱略了具体范本的限制,留给了作者较大的抒写情性的空间,因而能够“自尽所怀”。而题为“拟某某”的拟篇之作,则自然会受到原作内容形式诸方面的限制。而那种一一对应恰恰淹没了拟者自身的情感,因此拟作与原作愈相似则愈不成功。看来,托古诗与拟篇之作本有不同的创作规范,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对它们有不同的批评标准。
  
  二、托古诗传统的继承与新变
  
  陶渊明之后,宋代王叔之、刘义恭、鲍照等相继而作托古诗。这些作品的内容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为述写离别之思,如鲍照《拟古》八首之七、八等;第二为对于人生社会包括对生命消歇和功名羁宦的理解,如鲍照《拟古》八首之一、二等;第三为反映边塞生活之作,如刘义恭托古诗、袁淑《效古》等。第一第二与“古诗”和魏晋时的托古诗主题大致相类,而第三则是南朝宋代出现的新题材。单从题材看,南朝宋的托古诗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包含了新变。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托古诗是鲍照之作。鲍照《拟古》八首写法受陶渊明影响。如其五云:
  
  伊昔不治业,倦游观五都。海岱饶壮士,蒙泗多宿儒。结发起跃马,垂白对讲书,呼我升上席,陈觯发瓢壶。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君来诚既晚,不睹崇明初。玉琬徒见传,交友义渐疏。
  
  王壬秋认为“微似渊明”,但并没有明言哪一方面“微似”。我们先从托古诗传统之一即“有所模拟又不拘泥于模拟”方面来寻绎他与陶渊明相似之处。鲍照诗首八句追忆自己游历名利场的一番经历,杂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之意,而后六句一派死亡气象,又颇与《去者日以疏》中“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句意相类。而整首诗立意又与陶渊明《拟古》九首之四中“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一致。不过,鲍照显然是没有拘泥于字模句拟的。从以上比较可见,在模拟对象的选择、模拟方法的运用上,鲍照对陶渊明是有所继承的。这种继承自然能使托古诗的传统得到巩固。从托古诗传统之二即“比古志以明今情”来看,鲍照《拟古》九首也是有所继承的。如刘坦之评其一云:“此亦托古以讽今之诗。”方植之评其七曰:“又托闺妇思远,以寄羁旅之苦。”这与陶渊明“自尽所怀”的做法一致。此外,与陶渊明《拟古》九首一样,鲍照《拟古》八首也是组诗。本来,组诗容量较单篇作品大得多,陶、鲍将数首诗全系于“拟古”题下,客观上也使托古诗的内涵比较丰富。此点乃陶渊明之首创而鲍照将其光大,此后南朝鲜有《拟古》组诗。
  然而,鲍照《绍古辞》七首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模拟对象更加模糊,七首除了其一“橘生湘水侧”可以看出系模拟古诗“橘柚垂华实”外,其他六首已很难寻找模拟对象,只有《绍古辞》之题还在提示它与古辞的联系。其次,是内容的单一化、类型化,《绍古辞》内容全写相思离别之情,实际上是主题的单一化、狭窄化。主题的单一(全为相思之情)显然限制了其与诗人丰富复杂的现实情感的沟通,而主题的类型化则会使这一组诗失去个性色彩。因此《绍古辞》内容的单一化、类型化,实际上使“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削弱了。可以说托古诗“比古志以明今情”的传统,在鲍照《拟古》八首中得到了继承,但在其《绍古辞》七首中却孕育了新变:即由于将古辞主旨类型化(如限定在相思离别这一主题范围内)的趋势而导致了“比古志以明今情”传统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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