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反思文学和文学理论自身
作者：刘艳芬
摘 要:反思文学和文学理论自身，可以发现文学概念的悬置､文学语境的混乱､文学人文特性的被忽略是造成“文学终结”问题提出和论争的主要原因，文学自身应为其命运负责。
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二〇〇一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名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许多文论研究专家､学者纷纷撰文立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终结”的讨论。这次讨论虽已历时五年，而今回应之声还不绝如缕。
反思这场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学本性认知上的某些盲区。“文学终结”之所以一经米勒说出即引人注目成了国内文学理论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和文学理论自身露出了越来越大的缺口，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概念的悬置､文学语境的混乱､文学人文特性的被忽略。
文学概念的悬置
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研究领域现在出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这一学科自身定义的危机。”这句话对于“文学终结”论同样适用。
“就像‘什么是人’对于社会学､‘什么是生命’对于医学､‘什么是存在’对于哲学，‘什么是文学’是文学理论的起点性问题，也是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而存在的总问题。文学理论的基本性质和体系构成，都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其实，古今中外有不少对文学的定义，但聚讼纷纭，难成共识。正如法国当代文论家艾斯加尔比所说:“没有比文学更模糊的词了，这词用在各种场合，其语意内容极丰富又极不一致。要给出一个单一的简短的文学定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人们在对文学多样化的言说中，造成了文学概念的莫衷一是，更多的人放弃了界定文学的努力，使文学概念搁置起来。人们不再谈文学是什么，而谈什么是文学性。
然而讨论文学是否终结，其逻辑起点必然是文学是什么，所以首先要明确文学概念，廓清其边界问题。那么，这个被搁置的问题再次摆在面前:文学是什么?
新华词典这样解释文学:“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教科书则如是说:“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创作主体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体现着人类审美意识形态特点并实现了象､意体系建构的话语方式。”“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
文论学者在两难选择中给出的种种文学定义，内涵和外延都不够确定，并且因被语言概括过滤掉文学的活性因素而无法服众，因此这样给出的文学概念往往是暂时的､个人化的。文学概念仍然是多义而含混的。
如今，文学的面貌更加混杂:它时而趋于边缘自叹衰败，时而处于市场中心被前呼后拥感受繁荣;时而坚守纸媒写作延展传统，时而进军网络与大众狂欢;时而以出身名门自诩洁身自好，时而又流落风尘自甘堕落。文学不断变化，动荡游移，不可捉摸。文学悖论式现状为文学的界定)上加霜，“文学是什么”成了更加难以言说的问题。
当然这个更加难以言说的问题始终被言说着。统而观之，在我国当前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纯文学观念是历史的产物，需要不断修正､扩展，文学只有冲破围栏，扩充边界，才能解除危机､获得新生;另一种则认为文学不论怎么发展都应该具有某些恒定的因素而不能发展成非文学，其定义不能被不断改写，其边界不能无限扩充，否则将导致学科边界模糊､学科领域泛化，最终会导致文学自身的消弭。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争论不休､难分高下，再一次暴露出文学概念被悬置的尴尬。
可见，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不是文学马上要消失了，而是文学概念､文学观念遭遇了危机，由于它被搁置不论或论而不定，文学才经历着一场危机，才使文学终结的声浪甚嚣尘上。
文学文化语境的混乱
在有关文学终结的讨论中，论争双方还忽略了理论言说的文学语境问题。
首先看看米勒是怎样提出他的惊人理论的。他说:“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通过这些现象分析，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
我认为，米勒“文学时代的终结”论断的得出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而这却为许多国内学者所忽略。考察米勒“文学终结”得出的原因必须追溯到中西方不同的语言观，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这是共识，所以语言观直接影响其文学观念。
西方文学界对语言的认识可划分为经典语言观和现代语言观两个阶段。西方经典语言观认为语言是表达意义的工具。但从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语言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转而相信，语言是人的生存方式，并且在此基础上，认为语言在文学中是创造意义的场所。不是意义先于语言､决定语言，而是意义在语言中被创造出来。英国当代文论家伊格尔顿说:“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二十世纪的‘语言革命’的特征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海德格尔进一步把这种语言观内化到他的哲学观里，并解说了诗与语言的关系。他说:“诗人经验到:唯有词语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显化出来，并因此让它在场。词语把自身允诺给诗人，作为这样一个词语，它持有并保持一物在其存在中……但是语词同时也是诗人之为诗人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信赖并照拂的财宝。”“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
在米勒和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家看来，文学就是语言结构，就是一种叙述､一种用文字印刷的文本，生产技术革新了，文本形态发生了改变，文学也就不存在了。当今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代表，消费主义流行､技术理性至上的环境对语言的冲击，使图像替代了语言，消费代替了意义。米勒置身于这样一种把语言等同于文学的文化语境，难免得出“文学终结”的论断。
相对而言，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客观地将语言视为工具，所以语言的地位虽发生了某种改变，但不会得出文学终结的判断。《周易•系辞》就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孔子虽主张质文并重，但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还是突出了语言为思想服务的目的。老､庄哲学讲求“闻道”，认为“道”存在于一切自然万物之上，无形无名，无生无死，变化无常，不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它，一落言筌，便成有限。所以道家将语言看作是得鱼之筌，主张得意忘言。佛家则将语言文字定住于示月之指､成实之花。可见，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得中国在魏晋时即完成了“言不尽意”从哲学话语到诗学话语的转换，并使这种语言观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西方对语言的过度推崇甚至崇拜，导致米勒得出了文学终结的结论，而中国从来都是将语言视为工具，不论语言的地位如何改变，都不会得出文学终结的结论。
可见，我们分析问题强调其文化语境将对我们问题的解决助益甚多，能使很多问题不争自明。我们解决我们的文学问题也要紧紧结合我们的文化语境。正如董学文老师所说:“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不能深深植根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切实需要出发，不去推进和建树有自己特色的文艺学说体系;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丧失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能力，轻率地膨胀某些话语，盲目地崇拜‘舶来品’，不去深入研究，深化学理探讨，而是闻风跟风､亦步亦趋，那是很容易丧失精神气魄､变成人家的理论附庸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