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期的文学复古情结

作者:佀同壮




  关键词:复古 文学复古 进化
  摘 要:文学“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梁、刘、章三位因着意于进化论和政治事功,对文学复古的倾向有刻意隐藏的痕迹,王国维却脱身于功利之外,因而能对文学复古进行深度审视。
  
  “复古”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常演不衰的剧目,这种“复古”虽可理解为对政治上恢复古制的回应,但更应当视为文学的一种自律行为。刘绍瑾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复古”意识,他说:“复古主义者在批判‘近今’、‘近代’奇技百出、竞新弄巧的文化风习和刻意为文、饣豆 饣丁 破碎的创作机制背后,体现出一定深度的终极人文关怀和审美追求”①,“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本文即以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透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
  
  一
  
  梁启超对文学观念的改造可以说是最力的,但他早年对文学一类并不怎么看重,认为诗文是小道,不能令其“溺志”(《万木草堂小学学记》)②。及至东渡日本,对政治小说发生了兴趣,引起了他文学观念的突转。他所创办的《清议报》即连载政治小说,《译印政治小说序》亦大谈政治小说之功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③《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力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④。显而易见,梁启超对小说的推崇全在于小说的政治功用。虽然他不否认小说“感人至深”等文学本身的特点,但小说文学上的特点最后要归结到“改良群治”的政治事功上,舍此则不可与言小说。就彼时的社会形势而言,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他的这种行为都无可厚非。而他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确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大发展。但笔者所关注的不是他对新文学做了多大贡献,而是在提倡新小说的过程中潜藏于他内心的怀古倾向。为强调小说的影响力,他进而将小说与俗文学联系起来,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他不同意其他论者“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的说法,认为“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的两大俗语文学派之一便是小说,另一派“儒家禅家之语录”又因清代考据学的兴盛而中绝,于是就只有小说了。如果只看这一段,却也无可如何,但要追究他为此说所找的证据,又另当别论了。“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既已“数千年称最”,可否与近世、当世之小说一较呢?他没有说,这里面原是有心结的。“三代文学优于两汉,两汉文学优于三唐,三唐文学优于近世,此几如铁案,不能移动矣!”此说虽是对斯宾塞“文学退化”观的响应,但作为“铁案”,恐怕早已在他心中存在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循环论的遗传。但为了附和进化论,他仍要申说:“顾吾以为,以风格论,诚当尔尔;以体裁论,则固有未尽然者。”⑤他所说的体裁是指三百篇的四言进为五言,又进为七言,继而长短句、曲,愈来愈复杂。就形式而言,此亦可为“铁案”。然“风格”系何指?他没有说。没说并不等于不重要,只不过是由于论述的重点而有意漠视了“风格”。“风格”与“体裁”相对举,可见应偏于内容方面。“风格”由三代向近世的退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勰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文心雕龙•通变》)的说法,由汉唐的“淳而质”到宋初的“讹而新”,显示的是一种审美意态的变化。梁氏的“风格”虽不可简单地等同于刘勰所论,但也应该从审美文化心理层面去理解。后来《情圣杜甫》中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⑥,可以印证这一点。
  刘师培对进化论也是大加欢迎的,在谈到斯宾塞的“文学退化”观时,他同样不能接受。“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 “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退化”,视诸中国文学,确乎如此。但他不能将这种事实理解为“退化”,在回应了梁启超关于小说与俗语文学的关系之后,他说“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然而,他的进化论使用得并不彻底,说完上面一句话不久,即笔锋一转:“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原来,“古文”是用以保存国粹的。作为国粹派的中坚人物,这种说法自然在情理之中。由上观之,刘氏此时的“文学”理解远没达到现代的水平,“文学”与“文字”尚且不分,混沌一片。而一接触到先秦,他的“文学”理解却忽然清晰了:“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癵,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⑦此处“文学”即等于“文章”,先秦文学以“文词之美”得以保存,显然是偏重修辞的,这种看法,揆之刘师培的文选派大家身份自属当然,而与梁启超的“风格”说恰可颉颃并进。无论偏重于哪一方面,其对“古”的推崇却是一致的。
  
  二
  
  与梁、刘二位的犹豫不同,章太炎是反对进化论的,所以他对“文学复古”的态度较为明确:“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⑧,“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⑨。章氏所说的“文学复古”是袭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说法,显然与传统的古今对照的历史循环论观点不同,而是在古今、中外的多元交织中寻求中华文明的立足点。他所说的“文学”跟现今的文学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而与“小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从他对文学的定义中能明显地看出来:“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和“学”可以分开来理解,“学”有“论”的意思,解释为“研究”恐怕也说得过去,这种文字考证式的定义与Literature就全然异趣了。基于此,他当然不能同意昭明太子与阮元关于“文”的看法,谓“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辨”;也不能同意当时“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分,认为“亦一往之见也”⑩。章太炎身处日本,不可能不对欧西的“文学”定义有所了解,而他偏要做出这种复古的泛文化式的文学理解,是有其深刻的目的的,诚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所说:“章炳麟的‘反古复史’之‘文学复古’论,凝聚了他全部心血,成为直面本世纪初世界史现实,致力于将中国文明从其自律性基础开始重建的不懈努力的重要部分。”[11]所以,章太炎虽对“文学”作了界划,但并无意于文学本身,而是着意于文化、文明层面,以求中国的复兴。后来的文学史家定义文学时,常拿章太炎作靶子加以批驳,的确有无的放矢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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