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以情设教警世痴
作者：漆 亿
摘 要：杜十娘的悲剧形象虽然历来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基本停留在反封建礼教和追求自由爱情的层面上，一直以来，没有人把其放置于《三言》的整体框架下，从作者创作文本的角度作阐述。本文就此为突破口，以期揭示出作者“以情设教”的有意为之和杜十娘悲剧的必然性。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出自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所编《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均可谓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翘楚之作。作为一出悲剧，它的情节并不复杂，故事叙述的是：明万历二十年间，京师名妓杜十娘为了赎身从良，追求真爱，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太学生李甲。可李甲生性软弱、自私，虽然也对杜十娘真心爱恋，但又屈从于社会、家庭的礼教观念，再加上孙富的挑唆，他最终出卖了杜十娘，酿成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投江自尽的悲剧。这似乎又是一出“多情女子负心汉”的爱情悲歌，这个故事曾多次被改编成戏曲、电影，也曾被翻译成外文，流传到日本、欧洲等地，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
以往学术界对杜十娘愤而投江的悲剧根源主要概括为封建礼教的毒害，肯定了作品中的主要矛盾“是被压迫被侮辱的妇女对爱情和自由幸福理想的追求，跟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矛盾，在‘情’与‘礼’的对立中，肯定‘情’，否定‘礼’，控诉礼教杀人”①。这基本上是最为权威或最易被人接受的说法了， 至于“李益和李甲的负心，曾引起古往今来不少读者的义愤，其实，真正有罪的，应该说是他们当时那个社会”②，或“杜十娘是一个软弱的女强人，一个男权意识的僭越者”③等诸多说法，均大同小异。其实男权也好，女权也罢，都应该看作在封建礼教基础上的衍生，并无太大新意，也就是说这种脱离作者文本一味套用阶级属性和社会根源，用理性的逻辑思维来分析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分析方法，总难免会有一些缺憾和偏差。
笔者并不否认杜十娘所处的明代社会礼教的控制力，以及它对人情人性的扼杀，从而导致了杜十娘的无力和绝望，也不否认一个弱女子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阴影中的苦痛和挣扎，但分析一篇文章的创作主旨时，把苦心经营的作者轻描淡写地搁置一旁，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也不是全面而科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本篇作为“《三言》中乃至整个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④，似乎更应该看看作者的态度。
冯梦龙(1574-约1646)，字游龙，别号墨憨斋主人，长洲(今江苏省苏州)人。他出生在繁华富庶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苏州，从小受到了系统的文化教育。青壮年时期，一面读书应考，一面出入青楼酒馆，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由于多次应考不中，内心抑郁，于是他常到歌场酒楼去寄托精神。这种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熟悉市民生活，这对于他编著通俗文学作品起了积极的作用。五十八岁补为贡生，做过丹徒县训导，六十一岁任福建寿宁县知县。六十六岁离任回苏州，继续从事通俗文学的撰述。明亡后曾参加南明唐王政权，宣传抗清，不久忧愤而死。⑤
一个应考不中便去青楼酒馆寄托精神的人，一个六十一岁依然汲汲于功名富贵的人，一个为腐朽没落甚至业已灭亡的旧王朝殉节尽忠忧愤而死的人，说他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入的鞭挞和揭露，并创作了最为光辉的女性形象提出了沉痛有力的控诉⑥，在不讨论人性的复杂和矛盾的前提下，多少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
文人出没于烟花柳巷，纵情声色，在封建社会中从来就被视为风流雅事，“妓酒为欢，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⑦，否则哪来的风雅和才情?有明一代，礼教之大防对此并不全然禁止，更何况冯梦龙所处的时期封建社会已近夕阳黄昏，礼教的种种清规戒律、繁文缛节已大打折扣，思想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如李贽、何心隐又在强调人的本性是“好货”、“好色”、好安逸、好享受，所以冯梦龙无论如何放荡不羁，都无损于他的文人形象，于“士节”不亏，只不过由于深入生活，多了一些创作的素材罢了。
冯梦龙一生都在应考，对科举制度的认同更进一步说明他对功名富贵的向往。六十一岁尚有“入仕”之举，既维护了讲“君臣纲常”的封建礼教，也体现了自己作为“士人”的价值。宋明以后，正是理学家借科举制度大行其道的时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让多少虚妄的读书人皓首穷经，行为乖张。对此，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有许多精彩的描写。所以冯梦龙无论怎样熟悉市民生活，也不能改变他对封建礼教的认同，更何谈揭露和批判。
明亡后参加南明唐王政权，宣传抗清，不久忧愤而死，更是合乎了当时俗谚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理学家的讥讽。理学家所谓的“士节”其实是一种“畸形的士节”，“把能不能尽忠尽节，能不能无条件地为君王去死，看成是士大夫的基本道德规范”⑧。冯梦龙对市民生活古今兴衰非常熟悉，但作为读书人出于本能，国难当头肯尽忠殉节，一方面有可歌可泣之处，一方面他的理学思想根深蒂固也可见一斑。
那么，把他的创作主旨简单地归结为反封建礼教，是“杜十娘要求人身自由，追求正常的人间生活和忠贞的爱情与封建礼教、封建势力展开的一场生死搏斗”⑨似乎就有些不妥。《杜十娘怒沉百宝厢》是《三言》中的名篇，它的创作主旨和《三言》应该有所关联。冯梦龙编著整理《三言》是煞费苦心的。不仅改定回目，以求结构的对称；同时增补改动了大量的故事情节，突出了自己的思想倾向。每部作品都是按照一定的创作主旨编定而成的。他在《情史·序》中说：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
一句“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点出了他的创作主旨。可以说，冯梦龙就是基于这种“情教”思想，怀着“醒世”、“警世”、“喻世”之志而整理、编纂《三言》的。而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他的“以情设教”的文艺创作观念和改造世界的文艺创作思想。同时，他又把这种思想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中，在宣言封建道德伦理这一点上，他与宋明理学是殊途同归的。⑩他以情为手段谈忠孝、说节义，教化世道人心，试图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法达到理学所提倡的内容。这样看来，即使《三言》中再有充满人文主义的优秀作品，也难以说它便是反礼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正是如此。
杜十娘的故事，据传是明代的一则社会新闻，最早载于明万历年间宋懋澄《九龠集》卷五《负情侬传》。宋存标、潘之恒、冯梦龙都曾转载此文。到了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更是进行了比较具体的改进，人物性格塑造更加细腻丰满，作品的时代气息更为浓郁，并且充分传达出编者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倾向。按照冯梦龙“以情设教”的创作主张，又把它放在《警世通言》中，警醒劝谏的意味自然要重。那么他在“教”什么、“警”什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再说杜十娘，长期的悲惨生活使她对周围的环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她的清醒首先表现在对与老鸨关系的处理上。对于贪得无厌又冷酷残忍的老鸨，金钱是她争取自由幸福的唯一手段，于是她在如狼似虎的老鸨身边竟然偷偷积攒下一笔惊人的财产，并事先寄存在信得过的姊妹们那里。“久有从良之志”的她，不期待任何一个王孙公子来赎她，命运由自己把握。再者她十三岁接客，七年欢场，阅人无数，听过多少甜言蜜语，见过多少世态炎凉!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如果说她对周围的环境束缚、封建礼教的桎梏没有清醒的认识，恐怕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同样，说“封建礼教在这出爱情悲剧中起决定作用”[11]，恐怕是不能完全自圆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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