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构建”与“颠覆”
作者：朱卫兵
摘 要：本文认为，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将反讽由一种修辞手段和语言技巧提升为作品的整体结构方式，通过并列、错位和反转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双向针砭，使人物与情境得到反讽式呈现，并在故事的结尾制造颠覆性效果，从而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乃至世界和宇宙的根本性的悬疑态度。
小说的结构，在诗学的意义上通常指小说文本对故事情节的安排方式。但我所关注的则是结构的美学意义，也就是由文本对故事情节的安排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作者在创作思维和书写过程中的心智结构，也即作品的精神层面和内涵蕴藉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与世界的关系模式。文学作品是在作者对世界感受的基础上构思和书写出来的，而它的意义则须在与世界的传播交流当中得到实现，因而我们也就不能像俄国形式主义者或者以结构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新批评”那样，仅仅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独立自足、与世隔绝的结构模型。对于鲁迅的作品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他的小说如同他的杂文一样，都是有感而发，毫不掩饰其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关系，并且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不屑一顾。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与现实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机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流行看法那样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和直接化，他以为，文学的作用表现为“不用之用”，“涵养人之神思”，改造国民精神，“即文章之职与用也”①。他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②所以我们在谈到《故事新编》结构的时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安排方式、技巧层面上，而应当由作品对世界的表现方式深入到作者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探索《故事新编》的深层结构，研究作品与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模式，这样才能有助于理解《故事新编》，充分认识它的意义和价值。
从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来看，《故事新编》实际上指涉着两个时代，即古代与现代。古代的素材来源于作者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的文本知识和民间记忆，而对这些素材的选择、整理、改造和书写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实际上是鲁迅基于他在现代的个体感受对中国古代历史记述的观照和重写，他的感受方式就成为作品书写过程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感受方式的独特性则造就了作品结构面貌的独特性。
我认为，鲁迅在对古代和现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的观照和书写中采取了一种极为现代的方式，即反讽，这也成为《故事新编》的整体结构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
反讽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并且不断演变的概念。最初它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被提出的，关于这一点，早在古罗马修辞学家昆蒂利安的著作中就得到了表述：欲贬则虚褒，欲褒则虚贬。③也就是说，反讽最古老和基本的意义就是表面上贬低而实际上提高、或者表面上提高而实际上贬低对某一事物的评价，其中带有很强的道德评判意味。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成熟，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悖论和异化现象也充分地显现出来，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种种尴尬关系，反讽也就日益成为人们认识和描述自我生存状况的一个恰切的概念，同时也就成为人们从观念上应对和把握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文学艺术领域，反讽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地从一种修辞手段发展为一种写作技巧乃至作品的结构方式，如帕特里克·哈南就认为“如果叙述者对他所讲到的人物或事件抱着讥讽的态度”，反讽“也就可以构成作品整个结构或概念的一部分”④。舒伯特也认为，反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协调现象，它主要是产生一种与艺术家表面上做出的努力完全相反的效果。⑤反讽的情感表达和道德评判意味也逐渐淡化，而更加突出其理性认识和现状描述的功能。我们可以在它与讽刺的比较中见出它的特点：讽刺是由于发现了现代社会的断裂、分离和不合理而产生内心的焦虑，因而试图通过某种强烈的愤激情绪和攻击性表达，在语言和艺术的自立性秩序中或在自我的无意识领域恢复整体性和理性状态，最终在幻灭和绝望中走向英雄高雅；而反讽则出于对这些努力的怀疑，正视和承认世界的非理性、易变性和多重性，放弃了绝对性观念和整体性企求，而对现代社会采取一种悬疑态度，其语言和艺术形式中对世界及宇宙间事物之意义和关系现实的正视与宽容则隐含着一种更为深刻的理性精神，其自我表现为故意的、有意识的反英雄民间化特征。而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正是把反讽由修辞手段和语言技巧提升为作品的整体结构方式，从而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乃至世界和宇宙的根本性的悬疑态度。
一、并列：历史与现实的双向针砭
《故事新编》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常所称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虽然是现代人基于现代的感受或观念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虚构性描述，但它却为自己树立一个“历史真实”的幻影，并通过对其中的现代痕迹的极力隐藏和掩饰形成现代的“不在场”，以此来编织和伪造历史幻觉，使读者信以为真，不知不觉地进入所谓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对由作者编写的伪历史深信不疑，最终构成对历史和现实的确定性感受和认识。而《故事新编》尽管也大量取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却对有关的现代因素不予回避，不加遮掩，并常常有意识引入和凸显现实事件和人物，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性在场，这样就打破了一般的历史小说所竭力营造的历史幻觉，突出了小说的虚构本质，并且由于历史和现实两种题材在作品整体结构当中的并列反衬，达到了使二者彼此嘲讽、双向消解的艺术效果，最终动摇了读者对历史和现实乃至世界和宇宙的确定性感受和认识。
如果说在《补天》中，那个头顶着“乌黑的小小的长方板”，“小眼睛里含着比芥子还小的眼泪”的“古衣冠的小丈夫”是由于鲁迅“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因而在不经意间偶然出现在女娲的两腿之间的话，那么，《理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写作则绝非偶然。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国北方大旱，南方数省发生大规模水灾，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极度贫困。⑥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鲁迅选择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写成这篇作品。对历史的想象同时也是对现实的再现，其中有关农民在遭遇水灾时的生活状况及治水大员们的考察过程无疑是活脱脱的现实主义描绘，“文化山”上的饱食终日高谈阔论，灾民见官的愚昧与可怜以及有时装表演助兴的展览会，也勾画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城乡社会的林林总总各色现状。然而鲁迅又给它披上了一件历史的外衣，让它发生在“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的夏朝，对现实的观照同时又激发了对历史的想象，并且填充了对历史的写作。于是，历史与现实相互反衬，历史因现实的介入而鲜活生动，随着历史被充分地小说化，历史的虚构性被凸现出来，现实也因历史的在场而被挖到了祖坟，现实中的种种怪现状其实是“古已有之”，所谓的“三代郅治”原来早就乌烟瘴气。这样，作品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揭出了其病根所在，在反省历史的时候又极具现实意义，对现实的批判延伸为对历史的批判，历史和现实都从根本上遭到了质疑。
除了以时代现实经济状况为背景之外，《故事新编》中的有些篇什也将现实政治引入了历史小说的写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抗日主张。针对这一政治现实，鲁迅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创作了《非攻》。这篇小说主要取材于战国时期的典籍《墨子》，叙述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翟说服楚国放弃攻打宋国的故事。其中所描写的墨子走进宋国国界时沿路看到的“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的情形、城市里和街道上的萧条肃杀景象以及宋国人“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麻木状态，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状的写照。而故事中把玩什么“气”、嚷什么“死”的抗战空谈者与注重实力、切实备战的管黔敖和禽滑厘进行对比描绘，则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当时时局的看法。面对日寇侵略，当时确有一些人一味空谈，他们搞“扶乩”，练“气功”，喊“誓死”，玩什么“储蓄救国”、“文艺救国”乃至于“跳舞救国”、“吸烟救国”，实则是“热汤混帐，装腔抵抗”。鲁迅曾在一九三三年一至五月的《申报·自由谈》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此进行揭露和批判，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崇实》⑦。鲁迅一向主张对敌作战应当注重自身的“实力”，反对中国自古至今由来已久的“玩把戏”、“变戏法”、“装腔作势”、“乞灵于不知之力”⑧，而《非攻》则托言历史表达了对现实的讽喻。尤其是写墨子说服楚国放弃攻宋之后在归途上的遭遇更为发人深省：“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进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如此倒霉处境，既是真正的救国者的自嘲，也令那些空言爱国和假装爱国者们芒刺在背。这是一个超越了狭隘现实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兼爱”者的尴尬一笑，透射出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的现实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