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穿行于解构与建构之间的艰难之旅
作者：江腊生
摘 要：《故事新编》是鲁迅致力于文体创新的历史小说。他将神人和圣人还原为俗人，英雄被置于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尴尬地位，历史被放逐，同时又努力营建一定的深度。整个文本体现了反讽和戏拟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故事新编》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的精神资源和艺术借鉴。
长期以来，《故事新编》的解读，一直争论不休。鲁迅自己认为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①，有人认为是“一部非凡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②，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③，有人说它是“卓越的讽刺文学”④，有人说它是“一种以所谓历史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讽刺小说”⑤，有人说它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⑥……同一文本的解读，出现如此众多分歧的定义，充分显示了《故事新编》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挖掘，个性自由的极力推崇，国家命运的倾心关注，使鲁迅小说透出一股逼人的激情，同时，个人命运的不济，国家时局的混乱，又使其文本表征出一种绝望而不停战斗的虚无。鲁迅历时十三年创作的《故事新编》，充分展示了他激情的战斗与绝望的虚无之间的精神矛盾，他徘徊于古代与现代之间，解构与建构相互扭结，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喧哗局面。本文立足于《故事新编》解构与建构之间的复杂性，摆脱以往的政治话语束缚，力图提供一种新的文化阐释方式，以切近文本的审美本身。
首先是“人”的还原与英雄的尴尬。鲁迅首先从人物外貌上将神人的缥缈、圣人的道貌岸然还原为一个个世俗形态的人。肩负造人和补天两大神圣使命的女娲，本该是神来神往，呼风唤雨的天神，也经常哀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而代表中国文化的老子和庄子，一个“好像一段呆木头”，“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一个是有“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的“糊涂虫”，全然没有了古代文化中远离世俗而超脱飘逸的君子形象。治水英雄大禹，“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脚弯微曲”。这样一个乞丐式的人物才是民众化的真实形象。“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着，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一般的老茧。”禹这种不拘小节的俗人形象，既体现了他治水的艰难和辛劳，也距离传统历史中抽空的圣人很远。在这些人物身上，以往的文化遮蔽得到了消解，体现了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作家让相距几千年，甚至远古神话中的先贤们生活在现代人中间。
赋予这些神人和圣贤以平凡人的世俗情感和行为，是小说解构的一个主要方面。抟土造人的神圣使命，是出于慵懒的女娲一觉醒来，身上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与失落；而造出的“小东西”仅仅只是她性失落中打了一个呵欠之后，开始从海水中捞些软泥揉捏的产物。一方面女娲的神圣形象遭到了解构，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妄自尊大、雍容华贵的贵族阶级而言，也只是女娲手下随意揉捏出来的“小东西”，同样也遭到降格。《奔月》中的后羿，整天为三餐而奔波，献给嫦娥的只是一年到头的“乌鸦炸酱面”。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纷纷降格为一个个肉体凡胎的寻常人。
颠覆崇高、消解神圣，彻底地还原神与圣人以世俗的人的面目，其本质是鲁迅人的观念的体现，是鲁迅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一种追求和努力。他在颠覆各种压抑“人”的文化遮蔽物的同时，恢复了人的世俗存在的一面。对于鲁迅来说，不管是封建传统文化，还是政治意识形态，都构成了对个性的束缚和压抑。自由的人应是一个消解了文化压抑的个体，这与“具有某种几乎是无个性特征的生存状态”的后现代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吻合。可见，他将神圣降格为世俗，将英雄拉至凡人的地位，并非要凸显神圣的伟大，而是通过对他们的颠覆和消解，来展示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以探求“人”的真正内涵。
同时，消解和颠覆后的“英雄”在鲁迅的笔下处于一种尴尬地位。一方面，面对一个纷乱的时局，他渴望有一批足以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出现。尼采的“超人”形象、“脊梁式”的人物是他的追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⑦因此，他塑造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舍身为眉间尺报仇的黑色人、为避免生灵涂炭而奔走的墨子等英雄人物。他将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光环中拖曳出来，恢复他们人性的真实存在。后现代主义将主体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没有中心的个体。他们丧失了理性，没有追求，没有动机，只是存在着。而鲁迅则是在解构中寻求个人主体的真实存在，这是对长期以来压抑性专制文化的一种极端反抗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将文化遮蔽之下的个体解放出来，可见，解构之中蕴涵了建构，建构体现了解构。
然而他在建构英雄的时候，又处于一种怀疑的心态中。他一面思考英雄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对英雄能否出现、如何存在表示怀疑。为了避免战争，墨子不畏艰辛替百姓奔走，鞋底磨破了，脚起茧了，却“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外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墨子历尽艰辛，为民众赢得了不战之机，却没有受到民众的爱戴，反而受到不该有的“礼待”。鲁迅在这里质疑英雄的命运，实际是对英雄的出现作出一种怀疑性的消解。英雄存在的质疑，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针砭，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时代，对人性的真切把握。
如果说墨子的英雄行为没有被民众理解，反而遭到迫害，那么大禹身上，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英雄的消解性同化。大禹抛弃前人的传统，以“导”代“湮”，制服了洪水，“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而随后的大禹呢?“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勤俭朴素，为民众谋平安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注重吃穿的官员。英雄被极为“合理”地消解在传统的礼教文化之中。大禹被传统礼教文化“合理”同化，墨子则被民众和官方不予认同，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丧失了英雄的主体性存在，甚至个体的生存也遭到了威胁。鲁迅在对英雄的解构和建构之间，将英雄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英雄的尴尬，进一步体现了鲁迅对人的命运的一种独特思考。他所关注、思考，并用生命去探索和论证的，是一个几乎被全民族遗忘而极其严峻的个人人格的生存问题。这里有其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有他对国民性的独特看法。一次次的人生打击，将原先满怀启蒙热情的自我置于一个怀疑甚至虚无的状态。他曾对许广平说：“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⑧这种矛盾的心态直接影响了鲁迅对英雄存在的思考。一方面，他期盼英雄的出现，并且自身也在努力实践着；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英雄的命运。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里并非执意要塑造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而是处于一种解构和建构之间徘徊、矛盾心态。这种心态，既来源于他自身面对社会的人生体验，也体现了他对人生生存状态的切实把握。
其二，历史的消解和深度的寻求。《故事新编》的主旨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历史是他建构小说文本的一个凭借物，也是消解历史意识的一个立足点。从对《故事新编》所依据的历史文献的考证来看，鲁迅在创作过程中对史料的处理是非常严谨的，确实做到了“言必有据”；但另一方面，他所采用的史料又都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做更为深入的考证，没有挖掘出新的史料纳入小说文本之中。这正体现出《故事新编》独特的历史观念：他的历史小说不偏重于历史与现实任何一方，而着眼于二者之间的临界点，通过现实生活情节的介入，用小说的叙述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从而实现了对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具有神圣性及崇高意义的观念、人物、历史话语的消解。《补天》一文，古奥的《尚书》语言，和女娲的现代语言并置一处，消解了这一历史，将人物置于现代、古代之间的荒谬地位。《出关》中老子在函谷关讲学时，讲述内容使用《道德经》原文，而且造成“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哈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瞌睡来”。代表道家学说精华的《道德经》居然成为一部传统文化宣讲的闹剧。更有甚者，讲课之后账房和书记先生请老子补发讲义，鲁迅竟让他们讲起了吴方言考察《故事新编》的文本，鲁迅一方面以“博考文献”的方法，编织一个可供消解的历史文本；另一方面，又以大量现代生活情节构成的现实文本的介入，展开对历史的重构，二者相互消解，使读者在对文本的解读中逐渐失去对历史本身的信任度。这样，历史意识只是作为作家个人意识的折射，消解在历史文本与现实文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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