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孔乙己》的叙事人称及其叙事结构
作者：李生滨
要讨论文本的叙事和结构，就不能忽略叙事的人称和视角，这牵涉到“谁看”与“谁说”和“怎样说”的本质问题。
文本是作者的语言创造，是意义的可能表达，是作者对于自我思想情感的深层反省，也是对于世界存在的体验想象。《孔乙己》的表层叙事采用第一人称，且叙事简洁工美。但文本直接叙事的第一人称“我”，有点以边缘身份讲述故事的味道。这样的“第一人称”，一方面是为了形成文本叙述一种回忆的情调，另一方面却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少年伙计的第一人称首先形成比较温和客观的“我”和孔乙己之间的人物关系，其次造成“我”第一人称叙述的固定视角，回忆的直叙加上意叙(略睹其事，听闻一二，想其大概)，以便形成文本“我”以“第一人称”回忆讲述孔乙己“故事”的表层叙事结构。但“孔乙己”和孔乙己的“故事”不是“我”一个人的叙述完成的。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注意。
“故事”的叙述人称只是作者采取的一个视角，以有利于文本的叙事情感和整体结构。表层的叙述借助咸亨酒店里少年“伙计”的视角展开，与叙事的主体情感有了部分疏离，使文本直接(表层)的叙事态度显得冷静而平实，这样就造成了鲁迅自己所说的小说叙事的“从容”。这里所说的“从容”，是创作主体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生存体验而细心选择的叙述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内在的情感基调。因此，我们在仔细阅读这个作品时，还是能感受到在叙述的平静和从容背后，还有一种内在紧张的视角交错的叙述关系。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文贵曲而不宜直。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追究文本叙事的深层结构。整个“故事”好像是以“我”的所见所闻呈现的，但是“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的情景和听闻孔乙己的事，却有不同的隐含眼光在推动着叙述的进程。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文本的叙述除了第一人称“我”的人物视角外，文本的叙述时时转化为第三人称议论“孔乙己”如何怎样的叙事回归(或者说视角转移)。这样在“我”的第一人称的有限叙述视角的表层下面，出现了全知视角的多重眼光，也就是说孔乙己出现在咸亨酒店的时候，不论是描写情景的交代文字还是那些简洁有力的对话，其实都已经超越了少年伙计的视角限制和“回忆”可能。这使简单的第一人称叙事就变得丰富起来。如果说第一人称的“我”的少年视角，在呈现“故事”的过程中，只是一种单纯的故事叙述，是一种生活原态的回忆态度，也就是对孔乙己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难以忘怀的情景回忆，那么文本叙述内在的全知视角的存在，是内在的叙事者的视角，也是叙事学批评中所说的零视角的存在，使这个简单的“故事(人物)”叙述(回忆)背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感。追究起来，不能简单地说是作者安排的悄悄位移的叙事者所造成，其实“故事”的叙述背后，存在一个真正推动整个文本和叙事情感的叙述者。也就是说这个小说文本存在深层结构。作者是文本的创作主体，他直接制约着文本的深层情感和整个文本的叙述，而视角在表层的呈现，是叙事的基本策略和限制。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和叙事文本研究的重大发现。文本的视角在特定情况和表层叙述中，好像是单一的，但就整个文本来说，也许是一个复杂的叙述过程。
那么这又包含了文本或者说“故事”叙述者怎样的叙事态度呢?首先，真正推动《孔乙己》整个文本叙事的“叙述者”，也就是隐含的叙事视角打破了第一人称叙事和少年视角的单纯。因为在少年“我”的眼里，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不是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主顾。连起码的生计和自尊都没有保障的孔乙己，却仍然以“读书人”自重，而结果是遭到短衣帮和其他人的肆意嘲笑，这使“我”瞧不起这样一个落魄人物。虽然“我”在“咸亨酒店”几乎也是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面对满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却也不屑一顾，当他要教“我”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时，“我”的态度明显是一种不情愿的回避，对孔乙己这个落魄人物的轻蔑不言而喻。但是“我”对孔乙己这个人物真正的态度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能排除，生活的无聊和落寞，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小伙计，更多的是冷眼看热闹的成分。“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在大家(包括掌柜的)取笑孔乙己的对话和热闹中，文本的叙述强调“引得众人都/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枯寂生活里善良而无多少同情心的人们的普遍态度。这样的态度从一个少年人的眼光来透视，是单纯而真实的。“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好像大家除了取笑逗乐，没有人真正关心孔乙己的穷困潦倒和真实存在。
但是，从创作主体的情感或者叙事态度来说，又不是这样简单的。人性的复杂使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思想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青二白。所以叙事情感的多重追求必然导致叙事结构的复杂性。鲁迅有许多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介入叙事的意义和情感都有所不同，但第一人称的“我”明显不是一个完全的独立视角。《孔乙己》整个作品的背后，某种意义上是鲁迅对于历史转折和文化嬗变带给自己内心感伤的悲悯，也是对文化衰败和人性愚昧的双重压抑下中国人生存的深深同情。孔乙己这样一个被科举毒害的人物，他的迂腐来自放不下文人“学士”身份的某种虚荣和清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同时，好吃懒做又促成他偷窃的毛病，这让一个梦想通过科举追求人生显达却最终穷困潦倒的小人物，增加了更多令人诟病的行为把柄，变成社会各阶层人可怜可鄙的对象。科举考试对人性的残害以及文人士子诸般丑恶与扭曲的举止，在清朝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有丰富的描写，而科举时代最下层畸形文人的产生，现代作家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回忆和解释得非常简洁清楚。科举考试的进取，“这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①除了少数人侥幸得到功名而发达外，大多数的“这些被淘汰下来的人，那么哪里去了呢?他们如不是改变计画，别寻出路，便将‘场楦’进而为‘街楦’，——在街上游荡的人，落到孔乙己的地位里去了。”②体验过世态炎凉和遭受过生活打击的人们，对这样的人物会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叹，也不排除极端鄙视的同时也有着深切的人道同情。正是人性的幽微和复杂，在通常的同情背后，往往会油然而生人类自我悲悯的内在情感和生命体验。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写到自己不能读书考科举而别寻门路的心境时，如此悲愤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是怎样的悲愤、伤痛和内心悲凉。虽然这不能等同于作品的叙事情感和叙事态度，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这样的悲凉情感，最为深刻地蕴藉在鲁迅无法脱离故乡人物风情的小说叙事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