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故国家园是归途
作者：江 倩
蒋少祖是蒋家的二儿子，年轻的时候不满于父亲对自己的生活的干预，成了家中的第一个叛徒，十六岁便只身一人去上海读书，大学毕业之后与朋友一起办报纸，宣传自己的信仰，由于不满于环境的灰暗，又到日本留学。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迫近，受到国内爱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底心境起了变化，他思索了在他胸中诞生着的事业的热情”，回到国内，再次开始了他的社会活动以及对于中国道路的学术探索，在十年里“为了新的中国和新的文化而斗争”，这是五四之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他曾经“猛烈地攻击中国底文化”，而欧洲的文化对于他“曾经是一个强烈的诱惑”，他“崇拜了伏尔泰和卢梭，崇拜了席勒底强盗们，尼采底超人和拜伦底绝望的英雄们。关于被压迫的人们的苦难，关于被歪曲的民族生命底痛苦，关于贵族底，布尔乔亚底无耻的荒淫，关于普洛米修士们悲壮的呼号，关于中世纪的黑暗和文艺复兴的光明，关于一切种类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蒋少祖是有着知识的”。在西方的知识影响下，他树立起了一种信念，对未来中国的信念：“他希望中国能建立民主的，近代化的，强大的国家。”为此，他“颂扬独立自主的精神，说明非工业和科学不足以拯救中国”。然而，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不是仅仅靠着西方的知识就能够解决的，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新中国的建构似乎遥遥无期；而中国思想界则是各种观念互相交战，莫衷一是。失望之余，他逐渐从欧洲文化的沉醉和诱惑中挣脱出来，开始重新转向已经被自己遗忘多时的传统，试图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他渐渐就意识到，中国底固有的文明，寂静而深远，是不会被任何新的东西动摇的；新的东西只能附属于它。”然而他毕竟是受过新思潮洗礼的一代，而且“他是在西欧底文化中生活过一些时的”，内心必然会有矛盾和挣扎，甚至警醒：“我难道是——复古?”因此，最初，还不肯公开地宣称传统，只是在文章中“好像很偶然地提到古代的中国和孔子”，经过几番思考，他终于下定决心：“我从此想着我底伟大的祖先，想着灵魂底静穆”，因为“这个民族底气魄是雄浑的。那么，为什么要崇拜西欧底文化，西欧底知识阶级?”“中国底文化，必须是从中国发生出来的”，同时，开始清算自己的过去：“他在过去是热情、浪漫、被西欧的自由主义、颓废主义以及个性解放等等所影响，是像目前的一切的青年的一样，值得怜悯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必须付出代价的痛苦的成长过程，而他自己已经由此达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一个更高的阶段。他开始与青年疏离，与社会疏离，后来更是搬到乡下，过起了半隐居生活，集中所有的精力去构筑关于中国文化的鸿篇巨著。他“快乐的、陶醉的”穿起了皮袍、唱起了《苏三起解》，读更多的旧书，做更多的旧诗，甚至成了版本搜集家，“在那些布满斑渍的，散发着酸湿的气味的钦定本，摹殿本，宋本和明本里面，蒋少祖嗅到了人间最温柔，最迷人的气息，感到这个民族底顽强的生命，它底平静的，悠远的呼吸。”随着重新皈依传统文化，对于如何进行文化重建和民族国家建构，蒋少祖也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民必须有自己底道路!……爱好孔子，因为他是中国旷古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可以激发民族底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不是说就要接受礼教!这就是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这一命题底现实意义!”在给最高当局的建议书中，“他比较了中国和西欧底不同的文化、政治、武功、风习；并且比较了中国和西欧底对民主的不同的观念。”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实施中国化的民主。”
在蒋少祖从叛逆传统到重新皈依传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家族所给予他的童年—少年期的生活和教育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他。还是在少年的时候，蒋少祖便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古书和它们的版本的知识，即便在反传统最激烈的间隙，他仍然能从中得到一种追怀的感情和审美的激动。在阔别多年之后重回苏州故居，花园的纯白与宁静，那种肃穆的、深沉的氛围令他感动，过往久已遗忘的生活重新回到记忆之中。此后，更是无数次地想起儿时怎样和哥哥在深夜一起高声念《诗经》，那在当时是非常痛苦的事，现在却成了无上的幸福。甚至书本的气息都使他想起苏州的花园，深夜里的宁静的香气：在那些苦读的深夜里，推开窗户，香气便流进房来，和香炉里的檀香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不断暗示着一种“温暖和熟悉”，牵引着他身不由己地踏上归途。先是在父亲辞世后大步地冲到灵前忏悔说：“爹爹，饶恕我!”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更尊敬、更热爱亡父，把父亲的照片挂在书房，与卢梭和康德的照片并列。“青灯有味是儿时”，融入血脉的童年—少年期的生活和教育成为一种人生的底色，一种挥之不去的温馨记忆，影响着一个人终生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多都有着这样的人生底色和温馨记忆，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也都潜伏着产生这种回归的可能。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或失去目标，怀旧的本能就会使潜藏在心底的童年—少年记忆喷薄而出，成为一种柔韧而强大的亲和力，将人拉回到温暖而熟悉的过去，不由自主地重拾旧梦，在文化上的表现则是极有可能重回传统。
同时，由于旧的传统已经被打破，新的文化尚未重建起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精神家园的丧失，对于灵魂栖息之所的追寻，成为一种必然。特别是面对中国社会“近代的自私的、愚昧的、标新立异而争权夺利的人们”以及各种党争，知识分子莫衷一是，缺乏归宿感，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如蒋少祖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奋斗之后，尽管博得了个人的名利，他却频频发出质疑：“二十年来，我为了什么这样的匆忙?难道就为了这个么?”乡关何处?有的人在全盘西化中得到抚慰，有的人在传统文化中徘徊，而更又一批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浸淫之后，甚至是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中取得显著成就之后，却浪子回头般地最终重新选择了向传统的皈依。应该看到这种回归与复古派的抱残守缺是不同的，正如蒋少祖在他的书房挂上了父亲的照片之后，还依然并列挂着卢梭和伏尔泰的照片一样，除了传统文化的素养之外，他们还有着西方文化的深厚修养，有着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和世界性的目光，对于未来中国的构想也不乏合理之处，比如，在重建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尽管强调回归传统，但仍主张剔除封建礼教的内容，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然而，蒋少祖毕竟走得太远了，他排斥西方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中的作用，彻底否定了五四精神，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奋斗价值，“他记得，在年青的时代，在那个叫做个性解放的潮流里，在五四运动的潮流里，他做了那一切”，“我对过去毫无留恋，我只是悔恨”，同时，他越来越充满感激地记起他是蒋捷三的儿子。“假如我已经看到了我底祖先，假如我已经懂得了宇宙底永恒的静穆和它底光华绚烂的繁衍，那么，唯求将来能够回到故乡去，能够回到故乡去!”在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努力之后，蒋少祖终于回家了，然而，他的家园却是“已经出卖了的、荒凉的家园”，在这里是建构不起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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