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茅盾《夜读偶记》及其后记的语调与心态
作者：周兴华
摘 要：茅盾的《夜读偶记》初刊于一九五八年，其观点留下了当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的痕迹，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作为历史的文献，《夜读偶记》及其后记却不止于对那段历史的记录，其内容与表述方式不仅表征了茅盾当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小心翼翼走钢丝的微妙心态，而且还在时间的参照系下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后果。
一
一九五六年，苏联文学界、理论界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影响到了中国文学界，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氛围中，秦兆阳、陈涌、周勃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其中以秦兆阳(即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最具冲击力。他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缺点，还指出人们对毛泽东《讲话》的庸俗化理解和解释，“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他认为“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文学艺术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进行干涉”。
秦兆阳的文章涉及到了许多敏感的、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如对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人物、风格的限制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封闭、凝固、僵化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等等。一九五七年夏，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触及了当代政治思想敏感问题的秦兆阳连同他的文章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然而，就在秦兆阳已被当作“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异己分子”的时候，茅盾开始针对秦兆阳的文章写作他的《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它》了。写于一九五七年九月的前记丝毫没有反映出讨论已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现状，仿佛此时的人们仍然可以置身于宁静的学术园地。茅盾非常平静地写道：
去年(指一九五六年)九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何直同志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已经在国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截止到本年(一九五七年)八月，国内八种主要文艺刊物登载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就有三十二篇之多。极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我利用了晚上的时间，把这些论文(约有五十五万字罢)陆续读过了；读时偶有所感，便记在纸上。现在整理出来，写成这篇文章，还是“偶记”和“漫谈”的性质，而且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故题名为《夜读偶记》。对于那三十多篇文章的论点，我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为了省事，《偶记》中既不引用原文，也不注明何人在何文曾有此说，而只是对于所提出的问题表示了我的意见。自己读书不多，观点也常有错误；此文所谈，中外古今，包罗既广，错误自必更多，不揣浅陋拿出来见人，聊以“引玉”而已。
关于这段前记，殷国明在《二十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中有极其精辟的分析。他把当时的政治语境与茅盾的特殊表达对照起来，从而发现了茅盾的用意和矛盾的心理。他说：
当有人已经把讨论升级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时候，茅盾还在说“相当热烈的讨论”，而且说明“极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显然，从当时的政治要求来看，茅盾的态度至少是非常暧昧的——他不可能对文坛上已经来临的斗争风暴一无所知。
所以茅盾写《夜读偶记》时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对现实主义怀抱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并不想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政治棒子来伤害人。当不拥护即为修正主义的时候，他用偶记的方式，并且避免在文章中引用和注明任何一个人的篇名和姓名。
这是一个作家在严峻的时刻，对自己所做的最后一点保留。
学术的语调，却非严格的学术文体，这种对话方式显然大有深意。也许茅盾试图以一种学术的姿态来淡化越来越浓的政治火药味，其“引玉”之心颇带些扭转论争方向的潜在企图。但在那个敏感的时代他并没有把握实现这种扭转，他隐去作者及文章篇名的做法，便含着这样的顾虑。在《夜读偶记》之前，茅盾曾写过《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火药味十足地批判右派分子的谬论，但在批驳“文艺的领导上不许作家写生活的阴暗面”这种“混淆视听的不负责任的谰言”的时候，他还不忘加上一句“这一‘理论’公式，倒不是哪一位右倾思想的论者或哪一个右派分子正式提出来的，这是我综合了他们的‘高论’以后代为拟订的”。看来不指出某个人说了这样的话在茅盾的确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大有深意。不仅如此，茅盾还把现实的针对性隐藏在对历史的钩沉之中，在勾勒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线索以后，才夹进了一段“不要无产阶级党性的拥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面前有个暗坑”的警告；在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古典主义和现代派之后，才谈及了一点现实问题，这种淡化处理的用意都是以不伤害人为目的。尽管学术争鸣也不能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牵扯，但至少不会将人置于死地，《夜读偶记》的后记之所以能够直接指名与刘大杰、何其芳论辩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茅盾的这种姿态难能可贵，虽然这种书生之举并不能真正改变已被政治下了判决的人的最终命运，但这于事无补的努力却体现了他对时政不动声色的抵抗。
《夜读偶记》主要谈及了两个问题，茅盾自己将之总结为“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关系，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茅盾是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当作主线来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种套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念模式在今天看来，显然有着时代的印迹和不可避免的局限。而在“前有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后有苏联主流现实主义的包围胁迫，包括文坛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话般的阐发”的特殊语境当中，茅盾以“中外古今，包罗既广”的漫谈方式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恐怕确有“从历史发展中张扬现实主义精神”，“从历史中拯救在现实中正在失落的现实主义”的潜在欲望，但这种曲折的表达难免会衍生出一些自相矛盾的思想。虽然“中隔两月”“屡经易稿”，却终有“不一致”处。这不仅在于茅盾自己所言的“前后笔调”，更有具体观点和具体表述。正是这些“不一致”处，恰可看出茅盾的矛盾心态。
二
一九五九年，茅盾针对当时的反响写了一篇长篇后记，其中曾简洁地描述过《夜读偶记》的基本思路。他说：“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不能离开社会和社会思想斗争的规律。任何历史时期都有两种文学的基本倾向在斗争，这就是为人民和反人民，正确反映现实和歪曲粉饰现实。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就是文学上这两种倾向斗争的概括。……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但是在这段话之前，他却引了自己这样一个观点：“要把古往今来的文艺思潮的发展，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是一件愚蠢的事。”他以“但是从历史事实中探寻发展的规律，却是应当作的努力”将显而易见的矛盾轻轻荡开，但却掩饰不住规律和历史事实之间无法吻合的错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认识上的不彻底，它虽没有像当年的《论无产阶级艺术》那样，因观念属于外界硬性的灌入而非来自心底的认同，以至竟被他忘得无影无踪，直到在研究者的提示下查证了“《文学周报》”才“想起来”，“那是赴广州以前……陆续写的”，但一边努力总结规律一边又说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文学发展“是一件愚蠢的事”，显然表明他如此表述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得已。果然，茅盾在下文当中便为此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