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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于自然 宽怀于人性

作者:王京芳




  迟子建的短篇小说《西街魂儿》发表在《收获》二〇〇六年第四期。这篇小说再次表现了迟子建小说创作的母题——自然和人性。作家对自然和人性这两个主题,在《西街魂儿》中,有哪些新的表现,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执著于自然
  
  小说的环境设置在西街,这是一个僻静的东北小镇,自从县里的工程队来开山采石,小镇就不太平。小说开篇,作者花费了三段笔墨来描写炸山之后,西街镇上惊恐慌乱的情形。这三段景物描写,就小说的情节推进来说,显得枝蔓。但这样处理,是迟子建的偏好,她执著于表现她对之饱含深情、无比亲切的自然。因此,在小说的技巧(形式)和情感(内容)两者之间,迟子建优先表达情感。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迟子建并非一个唯形式美的作家,她执著于表达她的情感和理想。
  作者不惮其烦地描写爆炸声响后小镇受到惊吓的慌乱情形,尤其刻画了动物们受到惊吓的情形:
  
  “房屋的门窗吱嘎响着,牛哞哞叫,马尥蹶子,猪拱翻了食槽,羊打着哆嗦,刹那间鸡飞狗跳的。”
  “老刘家那匹像缎子一样光滑的黑马毛了,在野地里转着圈狂奔,嘶鸣,把一大片草场都踏平了。不惟是黑马丢了魂儿,花啊树啊也有丢魂儿的。青石山下的几棵美人松被石块劈打得掉了碧绿的毛发,没了精神;一些蓬蓬勃勃开着的野花,它们的花蕊容纳惯了蜜蜂那软绵绵、毛茸茸的身子,哪承受得了像钉子一样扎进来的石片呢,一夜间变得容颜憔悴了。”
  
  在迟子建笔下,万物都具有灵性,生命的自然生长状态美好。缎子一样的黑马、碧绿的美人松、蓬蓬勃勃的野花。这些动物不仅有生命,而且有灵性。因而任何人都不应惊扰土地的主人:猪马牛羊、花花草草、大人孩子。迟子建对土地一直都有一种亲切感,她维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宁静,反对肆意侵扰和破坏。
  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是具有灵性的自然。生灵万物,被她赋予性格和感情。同时,自然也为迟子建提供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在迟子建和自然之间,有着隐秘的情感交流和对话。迟子建曾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多次强调自然对她的人生及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迟子建说:“我恰恰是由于对大自然无比钟情,才发生了无数人生的感慨和遐想,靠着它们支撑着我的艺术世界。”①“我对于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②“大自然使我觉得它们也有呼吸,我对它们敬畏又热爱,所以是不由自主地抒写它们。”③
  可见,在迟子建身上,自然的意义是本体性的。自然对迟子建的作用和意义,要远甚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在迟子建心中,“自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迟子建的每一篇小说,都可以看作她的“自然”哲学的注解。“自然”早已成为她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说中,她不自觉地就光顾流连于自然。对自然的深情,使她离不开这样有些自然乌托邦色彩的艺术想象和艺术世界,自然、艺术中的自然和她的生命贯通一气,这在当代作家中很是特别。她的小说和自然始终拥抱在一起,这是当代文学中独特的风景。
  在《西街魂儿》中,工程队的入侵破坏了小镇上的自然状态,加速了脆弱生命的死亡。
  作者故意把情节设置成小镇人合力把工程队赶走。这是迟子建的理想化处理,作者想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艺术世界中,尽其所能地保护生存家园。
  
  宽怀于人性
  
  人性美和人情美是迟子建小说一直以来惯于表现的主题。迟子建过去的小说中,几乎无一不表现人性美、人情美。著名作品如《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豆瓣花》等。《西街魂儿》再次表现了人性美。小说中的人物,普遍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
  在《西街魂儿》中,作者着力塑造了老哑巴这个人物形象,老哑巴是一个忠厚善良的老人,他默默关心独在异乡的弱女子小白腊。老哑巴很有骨气,自尊地生活着。生产队长想通过老哑巴报复小白腊。老哑巴没有屈从于权势,毅然忍痛远走他乡。
  迟子建在这篇小说中,除了像往常一样,表现了宽厚、温和、善良等人性美之外,她还着意于从最平凡的小人物身上,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开掘美。比如掏粪工二尿子的形象塑造。在迟子建眼中,二尿子侍弄粪肥的工作简直就是一种艺术。
  
  夏日正午时,他喜欢在毒日头下光着脊梁站在粪池旁用粪耙捣肥,把它们调和均匀,那分细致和耐心,绝不亚于家庭主妇们用耙子捣酱缸。炽热的阳光投向粪池,使那里泛出微蓝的幽光,仿佛无数簇火苗在燃烧。
  
  掏粪工从细致耐心的劳动中感受超乎日常生活的快乐。一个敬业的人,能从最专注的劳动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这可以说是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的诗意。这是迟子建和别的小说家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她开拓了人性美表现的新领域。
  《西街魂儿》并不只表现了人性美和人情美,还表现了作者对人性善恶的思考和宽怀态度。那么,作者是怎样表现人性恶的?这要论及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女生产队长徐金春的人物形象。徐金春并不复杂。她是一个生产队长,小白腊的直接领导。她性格强悍泼辣,热心爽直;言语粗野,好打抱不平。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她是一个好人:她率领西街人赶走了工程队,恢复了西街的平静;她关心村民,四处张罗着给病孩宝墩招魂救命。小说的后半部分,徐金春变成一个恶人。徐金春误以为是小白腊的吝啬导致宝墩死亡。于是,仇恨的感情化为报复的行动。她再三设法加害小白腊,安排小白腊去干最脏的掏粪活,又两次授意他人对小白腊实施性暴力。然而,徐金春的恶计总没有得逞。徐金春对小白腊的仇恨愈积愈深。这时小说的情节发生了突转。不待第三次报复开始,小白腊意外地被粪池沼气炸死。小说的结尾,徐金春变成一个忏悔的人。小白腊死后,真相大白。徐金春知道自己的误解和报复(她本以为是道义的惩罚)间接导致了小白腊的死亡。徐金春深悔不已,几乎崩溃。她变得寡言少语,自责和罪恶感折磨着她。
  从徐金春由好人——恶人——忏人的变化,我们可以知道,迟子建对人性问题思考的出发点和宽怀态度。她坚持性善论,她说:“我觉得人们犯了一个大错,所谓信奉人性恶,恰恰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善是一种生活状态,我的小说就是展示这么一种状态,它不是思考的结果。”④迟子建信奉人性善良。她坚持拒绝暴力,小说中老哑巴的身上就体现出坚决不与权势合作的态度。
  如果我们细细考量徐金春,觉得这个人虽然有恶的表现,但也不是一个天生恶人,本质上的坏人。我们会问,是什么东西在推助徐金春内心中恶的生长?这可以从徐金春的语言里寻找答案。她的语言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她只是一个生产队长,但讲话用的都是阶级斗争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抵触情绪”等等,评价人事上纲上线。比如她听说招魂不灵验,是因为没有凑齐邮票,遂迁怒于小白腊,“她这个资产阶级的臭物件,跟贫下中农就不是一条心啊,我看她在西街还改造得不够!”她的言语让人觉得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政治动物。这也不禁让人感慨权力的力量之大,入人之深。
  徐金春是一个生产队长,掌握着一点权力,经常贩卖一些她一知半解的政治术语。看上去她似乎是一个用阶级理论武装自己的人,而实际则是一个被武装者。不是她掌握了话语,而是话语掌握了她。权力助长了徐金春心中的恶:仇恨、猜忌。
  然而,真相大白后,徐金春内心的忏悔无尽地折磨着她。她觉得因为自己的猜度和报复间接杀害了小白腊。就徐金春而言,猜忌和不信任引燃了报复之火;权力添助了她的复仇行为,滋长了隐藏在她身上的恶。这是我们对她同情的原因。反观这个人物,我们会觉得人性恶的背后,有其复杂的文化、历史、政治原因。作者对徐金春的身份设置(赋予她权利),写她的内心净化(忏悔自责),再次证明了迟子建所持的性善论。
  关于人性恶,迟子建“信奉温情的力量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⑤。所以在《西街魂儿》中,徐金春最后良心发现,深悔不已,“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到了年终分红时,她那曾经磨盘似的屁股,已经瘪得像霉烂了的倭瓜”。
  在小说中,善和恶的界限不若泾渭那么分明。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想当然地以为事情是如此这般,而事实往往并非这样。在小说里,宝墩的娘泽花嫂想当然地以为小白腊不愿拿出救命的邮票,故意托辞邮票破了。不要说是宝墩娘这样的农妇,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很可能这样猜疑。如果这个猜疑合理,那么徐金春的打抱不平又是一种惩恶扬善的举动,是一种善行。姑且不论打抱不平的手段有多么恶劣。所以,善与恶,常因为偶然的因素,而改变他们的性质。善中有恶,善恶相生。
  说到偶然性,小说频繁出现因为偶然而导致的情节急转。例如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宝墩家的钟走慢了十分钟,宝墩的娘因此误了点,疏于看护,宝墩受惊丢了魂。时间差是一种最常见的偶然性因素。悲剧的形成,包含了许多偶然因素,这就引出了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命运。《西街魂儿》有一点像曹禺的《雷雨》。因为小说悲剧的结果,不是某一个人刻意为之。每个人物的所为都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但是,每一个人合理的举动,却酿成了悲剧的结果。寻找悲剧的根由,我们只能归结于命运。关于迟子建小说中的命运主题,将再作另文分析。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京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级博士生。
  
  ① 方守金、迟子建:《以自然与朴素孕育文学的精灵》,《钟山》,2001(3)。
  ② 迟子建:《梦开始的地方》,《散文》海外版 ,2002(3)。
  ③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花城》,1998(1)。
  ④⑤ 迟子建、阿成、张英:《温情的力量》,《作家》,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