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元散曲的瑕疵与遗憾
作者：孙春艳
“想那人妒青山、愁蹙在眉峰上，泣丹枫、泪滴在香腮上，拔金钗、划损在雕阑上，托瑶琴、哀诉在冰弦上。”（范居中[正宫·金殿喜重重]《秋思》）
造成上述所举女性形象模式化的原因首先是散曲作家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市民阶层普遍追求的是俗艳之美，散曲家们不顾自己笔下市民女性应有的外貌特征，将“艳丽”演绎成如我们所看到的种种表现，这样就产生了前文所说的符合规格的标准美人。我们不妨再做一下比较：
“羞对鸾台梳绿云，两叶春山眉黛颦。强将脂粉匀，几回填泪痕。”（姚燧[越调·凭栏人]）
“红馥馥的脸衬霞，黑髭髭的鬓堆鸭。料应他，必是个中人，打扮的堪描画。颤巍巍的插着翠花，宽绰绰的穿着轻纱。兀的不风韵人也煞。是谁家，我不住了偷睛儿抹？”（张可久[仙吕·锦登梅]）
姚燧与张可久，一个是散曲创作的前期作家，一个是后期作家；籍贯上看，姚是河南人，张是浙江人，一北一南；从地位上看，姚是达官贵人，曾官至江东廉访史和翰林学士，张则只做过典史一类的小吏。两个经历时代如此不同的文人，只有当他们都采用了同一个模式化的标准，才会表现出如此相近似的描写来。从文艺学的观点看，“在这种使‘客观图景主观化’的形象反映中，蕴含着创作主体的深切而独特的审美意识。这正是造成文艺画廊中的艺术形象所以千姿百态、互不雷同的基本原因”（《文学的基本原理》 ，以群主编）。而元散曲作家正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才使散曲中的女性成为模式化的形象。
造成这种倾向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元散曲家受制于歌唱文学的要求，以现成的典故代替千姿百态的形象刻画。元散曲作为歌唱文学，要求自然酣畅、通俗易懂。元曲家所使用的典故已经具有概念的意义，这在短小的篇幅中能包蕴更多的内涵；所用典故很少创新，多是在诗词中出现过的名句，以便符合韵律上的要求。这样，用典便成为散曲家塑造女性形象的一个惯用手法。然而，元散曲中的用典已经发展到俗滥的地步，模式化的意义代替了个性的描写。
许多作品在一篇之中几乎句句用典，尤其表现在环境烘托、女子相思等方面的描写，使作品成为各种概念化意义的拼凑，妨碍了女性形象在具体环境下该有的细微个性的刻画。如王实甫[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别情》：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搂带宽三寸。”
用到的名句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 《声声慢》）、“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
再如张可久[双调·清江引]《春思》：
“黄莺乱啼门外柳，细雨清明后。能消几日春，又是相思瘦，梨花小窗人病酒。”
用到的名句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春怨》）、“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唐·杜牧《清明》）、“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
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散曲家在这些典故中用到的不是原来作品具体的意义，这样组合起来的女性形象便不是独特的“这一个”，而是这类人的一个想当然的模式。
综上所述，分析了多首元散曲作品，作家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出现了市民化、模式化的倾向，究其成因，我认为主要在于散曲家对散曲作为歌唱文学要求通俗化和需要表现自己个性的矛盾没有合理地解决。为了通俗化，作家不惜放弃自己的个性，迎合了市民，久之又形成了创作的惰性，互相影响，以致恶性循环。当然，元散曲是继诗、词后兴起的新诗体，代表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但大部分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相似的、模糊的，甚至是千篇一律的。这不能不说是元散曲的瑕疵和遗憾。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孙春艳，河北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诗歌鉴赏的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本文所选唐诗均出于《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本文所选宋词均出自《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3]本文所选元散曲均出自《元曲鉴赏辞典》、《历代女子诗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4]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
[5]袁行霈主编，《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6]王钟陵主编，《诗词曲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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