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对农民恶劣生存境遇的真切展现
作者：温长青
摘 要:当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成了许多有仁爱情怀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自觉选择时,青年作家曾平的中篇小说《大伯》,以理性冷静的态度,展现了当下农民生存境遇的恶劣｡小说极具本色化的描述语与人物对话,则既叙写了农民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又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一个时期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成了许多有仁爱情怀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自觉选择｡他们以自己的充满激情又不乏理性的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当下农村农民生活的画卷,使得广大读者面对众语喧哗的不乏矫情粉饰的文坛,听到了来自大地的另一种声音:我们的农民——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其生存境遇竟还是那样的恶劣,从而使广大读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青年作家曾平的中篇小说《大伯》(《四川文学》2006年第5期),就是这样的一篇作品｡
《大伯》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已经娶了儿媳妇的大伯生活本来还算可以｡他的一匹大青马替人驮化肥､饲料,一天可以挣二三十元;他的一片有着六十二根荔枝树的荔枝林,也将是一大笔收入,所以大伯壮心不已决定要建楼房｡但是这个梦想却因为村里的招商计划而破产｡因为有人要来办砖厂,而砖厂就建在荔枝林上,得到好处的村支书李乘龙便令大伯砍掉荔枝树｡大伯索赔无果,荔枝树被砍个精光｡到乡派出所讲理,多次到县里市里反映,反被罚款｡大青马也被卖掉(抵罚款)｡大伯从电视中看到一则农民被牵走一头耕牛服毒药自杀,乡干部受到处分,并把一头耕牛和两万元钱送给死者家里的新闻后,竟然在招商引资现场会就要召开,县乡领导乘着车到达砖厂时,突然窜出来,一边高喊“我要荔枝树”､“我要大青马”,一边飞快朝车队冲来,并喝下了毒药……
这就是作者给我们展示的动人心魄的现实,读后让人喘不过气来｡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远的不说,就在笔者要写这篇文章时,就从媒体中得知:河南省濮阳县为给县领导干部建别墅,把花农承包的土地强行征去,使之损失上百万元,却没有任何人对此事负责任｡可见,大伯的遭遇分明是当下农民恶劣的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
那么,究竟是谁杀害了大伯,究竟是谁让一个原本殷实的农民家庭莫名其妙地变得鸡犬不宁?小说的高妙之处便在于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使得读者很难指认谁是凶手｡小说告诉我们,这一年是市里的招商引资年,也是县里､乡里､村里的招商引资年,于是层层分配任务,落实责任制,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几个会议下来,落实到老鹰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李乘龙肩上的重担是招商引资三十万元,这对既无台胞台属也无海外关系的老鹰嘴来说,确实是难以完成的｡而当李乘龙找到乡党委书记兼乡长诉苦时,书记竟然也满腹苦水,因为县给乡里下达的指标是五百万｡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李乘龙得知李老板来办砖厂,而且许给他一些好处的时候,他自然会全力以赴地去做这个既讨好上级又获得实惠的“工作”,也正因此就苦了大伯｡而大伯又不甘心自己建楼的梦就这样破灭,提出了赔偿的要求,但在官商勾结,上下沆瀣一气的生存环境中,竟然要了自己的老命｡在这中间,派出所所长､县里､市里的干部都无视大伯的正当的权益,终于酿成了悲剧｡因此,在大伯的梦想一点点被剥夺被摧毁的过程中,村长､乡长､派出所所长——甚至更多的人(包括村里的人)似乎个个都是凶手,可又似乎个个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以他们各自的逻辑看来,他们似乎也只能那样做｡因此我们要追问凶手,还真是个问题｡虽然小说写出了村长的霸道､腐败,派出所所长的以权谋私,乡长的奸猾,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然而小说以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被逼到绝境的,总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而乡村干部能草菅人命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又往往是落实上级分配的“为民造福”的工程｡试想,那些高高在上的市､县领导们,如果不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政绩,而是实事求是地制定出符合农村实际的致富计划,不是搞一刀切､硬摊派,大伯这样的悲剧不就完全可以避免了吗?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匠心折服,因为他不动声色地告诉了我们,造成大伯悲剧的,是这个亟须改变的社会环境｡
纵观小说,作者的叙述是非常冷静理性的,他并没有在作品中“站”出来说话,一切都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但是作者的同情､悲哀､愤怒却尽在不言中｡这是小说语言本色化带来的审美效果｡
我们知道,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通过运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生活,是文学同别的艺术门类的根本区别｡一个小说文本的语言,除了要形象､生动,要有一定的心理蕴含,要给人陌生化的感受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本色化｡而所谓本色化其中的一重含义,便是文学语言要反映出生活的本来面貌｡《大伯》这篇小说其描述性语言和人物对话,都达到了本色化的要求｡
我们先来看小说的描述性语言,是怎样的特别本色｡在小说开头,作者劈头一句“按说,大伯该知足了”,先为大伯在故事还未发生时的生存状况定下了一个基调｡接下来小说写道:“这几年,天照应,雨水调匀,老鹰嘴既无干旱,也无洪灾｡田里的稻子,坡上的包谷,长势都还喜人｡圈里的猪,舍里的羊,也无灾无病｡大伯今年四十有八,儿子李壮壮,二十二,媳妇已经娶过屋｡媳妇虽算不上俊俏,却也有手有脚,鼻子､眼睛､嘴巴,样样齐全｡虽说娶儿媳妇掏空了大伯三千斤黄谷和两千五百元积蓄,还外加了两头肥猪､三只肥羊,但大伯仍乐呵呵的,脸上老漾着幸福的笑容,大伯觉得值｡”这一段描述,文字很朴实,很真切,很切合大伯的实际生活境况和心理状况｡一个农民,其收入主要还是靠“天照应”,这便写出了当下中国的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非常低,所以风调雨顺便成了农民们最大的奢求｡而大伯花费了多年的积蓄为儿子壮壮娶了媳妇,大伯“乐呵呵的,大伯觉得值”这样的叙写,一方面写出了在农村,农民为儿讨媳妇,还是一件伤筋动骨的大事,另一方面更写出了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啊,在他们眼里､心中,人才是最重要的,娶媳才能生孙,这个香火才能延续,这是既合先贤的教诲,也符底层百姓的精神实际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这样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大伯,壮心不已地宣布要修楼房,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宣言｡小说接下来写到的大伯为家人畅谈宏伟计划的文字,告诉了我们,以大伯的勤劳､能干,那两大笔隐形积蓄是会变成现实财富的｡作者这样的本色化的叙写,是为了使主人公身上发生的故事有一个逻辑起点｡当我们读完小说,得知大伯最后服毒身亡的结局后,便会情不自禁地去追问一个问题,是谁?是什么力量把大伯从相对平稳､不无乐观的生存状态一下拽进那梦想破灭､大厦将倾,使人伤心欲绝的境地的?原来竟然是市领导好大喜功,名为百姓造福,实则不切实际的“招商引资”工程,把大伯逼上了绝境,这是社会中罕见的特例吗?不是!只要稍稍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许多地方以发展乡镇企业,拉大城镇框架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低价征来农民的土地,或高价卖出,或长期撂荒｡失去土地的农民所得补偿少得可怜｡他们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连上访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可以说国家､政府欠农民的太多了｡小说的这种叙写,是作者对当下农民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
我们再来看小说中的另一段叙写:“那天村长李乘龙到他家来的时候,大伯才刚刚吃过早饭｡对于村长的亲自到来,大伯很有些受宠若惊｡平常,除了陪乡干部来收农税提留村统筹､计划生育罚款､打狗费､灭鼠款,还有就是杀了年猪或者有了酒席请他过来喝酒,村长是难得到他这样的人家来的｡大伯和李乘龙在一个社,按族谱排,李乘龙还该叫大伯叔｡大伯从来没敢奢望村长叫他叔｡李乘龙当然也不会叫大伯叔……大伯非常迅速地扯开喉咙喊婆娘,给李村长上茶,打开水蛋(荷包蛋)!这是老鹰嘴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村长李乘龙到老鹰嘴的家家户户,都要享受打开水蛋的待遇,包括去收粮收款,催计划生育｡”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读者会立即感觉到这段文字的真切､自然､本色｡虽说,按照国家的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绝不是那回事｡一个村长,在庞大的中国官僚系统中,绝对是个未入流的角色｡因为按照相关法律,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并非一级政府,因此村长连个公务员都不是,还是一个农民｡但谁要不把豆包当干粮,他便会立即吃到苦头的,因此在农村,村长就是“皇上”,特别是在那些偏僻的山区,更是如此｡你看一个社的村民,大伯竟然对村长的光顾“受宠若惊”,便可见干群关系究竟如何了｡你再看看这些在乡村为所欲为的村干部们,究竟为村民干了些什么:“收农税提留村统筹､计划生育罚款､打狗费､灭鼠款”,还有就是到村民家里喝酒｡可以说哪一件都是从农民手里取,没有哪一件是“予”,农村干群关系怎么会不紧张呢?我们不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吗:为了当选村长有人可以出许多钱贿选,这是将本求利的事,没有人算不清这个账的｡而且因为是村长李乘龙就可以视家族辈分如无物,不会叫一个普通村民“叔”,而大伯也绝不敢奢望村长叫他叔｡过去人们讲权力对人的异化,好像指那些大官们手中的大权力,现在看来,这权力对那些并没有离开农村的村长们同样有着这样的异化腐蚀作用｡大伯让大伯娘以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开水蛋)来招待村长｡可见,村长在村里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真所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农民对什么省长､市长可能不在乎,却不敢不在乎村长｡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曾平是太了解农村､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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