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革命经典与“经典革命”
作者：潘永辉
摘 要:革命经典与革命文化,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文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嘲笑与排斥之后,重新以正面的形象走向前台,它在艰难改变当代中国文化版图的同时,也为其他文化力量所改变,从而呈现出了与二十多年前的老革命文化不同的特点｡
在度过二十多年的冰冻期之后,二十一世纪初叶,革命文化迎来了它的复苏期｡具体表现有:易于流传的革命歌曲在民间处处可以听到;革命文学的创作重获生机,例如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发表后,迅速得到了各方面的正面回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具有“左翼”文学精神的作品;影视坛上革命题材的作品纷纷登场,成为一股热潮,并且拥有众多的观众——这是革命文化复苏更为鲜明的表现｡
革命文化,在受够了二十多年文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嘲笑与排斥之后,重新以正面的形象走向前台,这是其命运的一大转折,也是近年中国文化版图变化的一大标志｡如果发展顺利,它有可能成为新时期与文人文化､市民文化相抗衡的一支力量｡然而新时期的中国文化版图相当复杂,文化流势的主潮仍然是文人文化､市民文化｡革命文化尽管拥有庞大的底层群众基础,有部分政治上层力量表面上的支持,但与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文人文化及拥有绝对物质力量的市民(商人)文化相比较,它仍然是一支弱旅｡它在艰难改变当代中国文化版图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为其他文化力量所改变｡因而,新时期的革命文化呈现出了与二十多年前的老革命文化不同的特点｡
我们可以用“弱化”与“强化”这一对词来比较新时期革命文化与老革命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也就是说,与老革命文化相比较,新革命文化有的地方弱化了,有的地方则强化了｡首先说说弱化的地方,可以归结为三点:
第一,弱化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以电影《闪闪的红星》为例,诞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这部革命经典,有着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其简洁美丽的画面､优美动听的插曲､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质朴自然的情感表达,令人难忘｡但这一切艺术元素都服务于一个主题,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去争取人民的解放｡没有这个主题,这部革命经典就失去了灵魂｡而今天的作品,已不容易找到鲜明的阶级斗争主题,乃至于像《毛泽东去安源》《延安颂》这种根本无法避开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主题的作品,也不得不通过一些巧妙的艺术手段与人性化处理方式,对之加以淡化｡
第二,弱化了领袖形象与领袖作用｡老革命文化非常强调正确的革命路线对革命斗争胜利的作用,强调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历史经验,强调集体团结对革命胜利的意义,由此必须强调对领袖的尊重｡然而新时期的很多影视,在改编经典的同时,淡化了领袖的形象,弱化了领袖的作用,在不得不提到领袖的地方,有的作品仅仅是贴上一幅领袖画像作为背景,有的虽然让人物在必需的场合喊出了领袖的称号,但与整部作品的整体气氛并不协调,显得生硬｡甚至个别作品有着否认领袖的历史作用的嫌疑,把斗争胜利的原因归结为领袖路线之外的其他因素｡革命的经典不能自由地喊出革命领袖的称号,不敢正视革命领袖的历史贡献,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第三,弱化了群众路线｡还以《闪闪的红星》为例,其塑造的战士与人民､英雄与百姓的鱼水关系是如此和谐自然,以至于没有多少理论水平的人也能够通过影片很感性地懂得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但新时期的革命作品,很难让我们感受到群众路线的亲切,即使有的地方提到群众路线,也显得不自然｡看来,一个时代的确有一个时代的风格,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就成为过去,新时代的人很难体会过去时代的真实含义｡概而言之,以上三点“弱化”,是当前革命影视的共同特点｡这三点又可归结为一点,就是弱化革命经典的教育功能｡过去是非常重视影视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作用的,这当然由其相应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所决定｡
对一方面的弱化正是对另一方面的强化｡新时期革命经典加以强化的地方可以用“三化”来概括:
首先,情节化｡有些影视刻意排演情节,设计悬念,渲染气氛,以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其结果是情节淹没了主题｡观众在看完之后,不会感到明显的思想引导意义,而只觉得跟看了一部侦探片子差不多｡在情节化较明显的影视当中,电视连续剧《一双绣花鞋》层次是比较高的,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它是一部革命作品,因为它在追求情节的同时还比较好地保持了革命底线,没有让情节过分冲淡革命主题｡当然并不是新时期所有的影视都追求情节化,例如《毛泽东去安源》《延安颂》,它们的情节选择是服从大气磅礴的崇高主题的｡这类作品与《闪闪的红星》等老革命影视一样,尽管也求情节,也求美,但绝不为情节而情节,绝不为美而美｡如果说老革命影视在处理思想与情节的关系时,其基本追求是思想引导情节,那么新时期相当部分革命影视或准革命影视,其追求刚好倒过来,是情节夹带思想｡
其次,“人性化”｡对于正面人物,有些影视刻意降低英雄人物的道德高度与心理水平,努力从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属于“人性”的东西,迫使英雄向大众文化时代的俗人看齐｡对于反面人物,则表现出反方向的处理,人性化敌人,人性化敌人的理念与行为,淡化敌我斗争背后的是非善恶斗争｡有的片子甚至表现出了英雄气､匪气与文人气的奇怪结合,如《亮剑》｡
其三,游戏化｡有些片子或显或隐地显示出了游戏的性质,把革命､战争当做游戏来演绎｡其严重者已不能认为是革命作品,倒应该看作是打入革命阵营的“细作”｡肆意歪曲原著､把红色经典翻拍成杂色､桃色经典的电视剧《林海雪原》播出后都招来骂声一片｡看来,这些编导低估了观众对革命文化的道德要求与审美追求,低估了观众对老革命文化的正面回忆｡这也恰恰证明,不是主流文人,而是广大普通观众在保卫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复兴的真正动力来自民间｡作家们如果想靠拢革命文学,必须尊重人民,必须走群众路线｡有些人出于种种目的,试图对革命经典进行“经典革命”,看来首先得说服人民群众｡
新时期的革命文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弱化与强化的现象呢?原因有三:
第一,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新中国的政治历史与政治逻辑使新时期的政治不可能不接续过去,但也绝不允许尽情继承过去,这就为新时期公开的革命文化定死了存在性质与活动范围｡当今的政治语境不可能公开宣扬阶级斗争,当今的社会格局也较少谈论群众路线,这就造成了当前革命影视弱化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的现象｡经过“十年”文化革命之后,革命阵营内部对领袖的感情相当复杂,有的人不愿面对领袖,但又无法避开领袖,于是便出现了淡化领袖形象与作用的处理结果｡
第二,是商业因素的渗透与大众文化的熏染所致｡商业社会的获利心态无孔不入,革命影视制作者们要占有市场,也不得不考虑尽可能多的观众,而不仅仅是“革命群众”｡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产生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也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革命影视的人物塑造中,成为个人英雄主义的一个时代来源｡市场社会恶劣的人际关系,化为大众文化中的暴力形象,这种形象影响到革命文化中的英雄形象,便让英雄熏染上流氓气､匪气｡
此外,与编导､演员､年轻观众的个人素质有关｡时间距离拉开了情感距离,成长于新环境中的新一代,很难切身体会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领袖魅力,什么是那个时代的浩然正气和昂扬激情｡总之,新时期部分革命影视的情节化､“人性化”､游戏化,正是这么一种社会文化环境打上的烙印｡
革命文化已经重新大规模登场,这是一个事实｡革命文化的合法性是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新时期也无法否定革命文化｡如果不想让革命文化成为新时期的异己力量,那么在位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从革命文化中倾听人民的声音?如何通过革命文化与人民达成良好的互动?如何对当前的革命文化加以正确的引导､合理的利用?如何让革命文化特有的浩然正气与奋斗精神成为挽救当前社会颓风的一剂良药?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潘永辉,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茂名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哲学与文学研究,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与人合著有《康德美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