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杨维祯和他的咏妓诗
作者：魏红梅
摘 要：杨维祯以耽好声色､行为放荡而闻名，他的咏妓诗对此也有真切记载。但细考《杨维祯年谱》，就会发现他的咏妓诗实际上有更深层的意义，也就是说，他的咏妓诗是他在杭州广泛结交社会名流从而成为文坛盟主的一个真实写照。
翻检《杨维祯年谱》，经常可以见到杨维祯跟妓女在一起，而在杨维祯五十岁前后最为频繁。例如：至正四年(此年杨维祯四十九岁)，“立春日，泛湖游山。效杜体赋诗五首” (即《嬉春体五首》);至正五年，“挟妓踏青，诗寄班惟志”(即《又湖州作四首》);至正六年，“二月十六日，挟妓游长兴灵山。酒酣赋诗，言死去俱空，生时当欢。”“冬，抵姑苏。授学于巨富蒋家。日携宾客妓女，放情山水，文酒为乐”;至正八年 “正月二十二日，偕顾仲瑛､郯九成､徐师颜宴姑苏路义道舍。与仲瑛以诗咏妓。”“(三月)十日，偕顾瑛､张雨游石湖诸山，各以诗咏妓。廉夫赋《花游曲》，和者甚众”;至正九年“三月十六日，以吴江顾逊招，携陆宣､程翼､孙焕､王佐､陆恒､殷奎等游东林。次日，泛舟汾湖。鼓吹交作，酣舞狂欢，女妇逐而观之。分韵赋诗，廉夫序之”。
如果说上面至正四年､五年杨维祯的咏妓之句“好怀急就一斗饮，佳人能作五弦弹”､“长城小姬如小怜，红丝新上琵琶弦”还只是泛泛而写的话，那么至正六年､八年､九年的诗序或诗句就把杨维祯的以妓佐乐之事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至正六年杨维祯写的是《城西美人歌》，其序云：“丙戌花朝后一日，与客游长城之灵山，宴于城东老人所。时偕游者，城中美人灵山秀者。酒酣，作《城西美人歌》。”
携妓而游之事，也许一般的文人虽然也把它当作风流韵事，但还不会在诗中大肆张扬，可是杨维祯在这里却偏偏把《城西美人歌》作为诗名，还唯恐别人不明白，于是在诗序中把事件的时间(丙戌花朝后一日)､地点(长城之灵山，城东老人所)､人物(作者､客人､美人灵山秀､城东老人)交代得一清二楚，也许别人做这种事是唯恐世人知道，杨维祯则是唯恐世人不知道。在诗中，杨维祯对美人进行了热烈的赞扬：“城西美人恋春阳，引客五马青丝缰。美人有似真珠浆，和气解消冰炭肠”､“美人兮美人，舞燕燕，歌莺莺，蜻蜓蛱蝶争飞扬。城东老人为我开锦帐，金盘荐我生槟榔。美人兮美人，吹玉笛，弹红桑，为我再进黄金觞”，尽管诗中也发出“前朝丞相灵山堂，双双石郎立道旁。当时门前走犬马，今日丘垄登牛羊”的感慨，但这反而成为作者更加狂欢的理由了。
不过在杨维祯至正八年写的《璚花､珠月二名姬》的序中，杨维祯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描述更是详细：“春正月廿有二日，偕昆山顾仲瑛､川郯九成､大梁徐师颜燕于吴城路义道家。佐酒者六姝，皆苏台之选。内有璚花与珠月者，选中之绝也。义道起，持觞属客曰：‘今日名姬对名客，不可无作。’座客酒俱酣畅，花者捧砚请余题首，仲瑛曰：‘花月一对虽绝，而彼此不无相妒。题品稍偏，当令偏者举主人莲花巨觥连饮之。’余矢口‘月满十分珠有价，花开第一玉无瑕”，两姬大喜，客皆起坐交觥，予就醉矣。”在这段叙述中，不仅时间､地点､人物俱全，而且人物的言语､行动以及事件的整个过程都交代得明明白白，使得后人在数百年之后读之，犹可想象到当时的情形。
《璚花､珠月二名姬》作于至正八年的正月，同年三月杨维祯又写了《花游曲》，其序为：“至正戊子三月十日，偕茅山贞居老仙､玉山才子烟雨中游石湖诸山。老仙为妓者璚英赋《点绛唇》词。已而午霁，登湖上山，歇宝积寺行禅师西轩。老仙题名轩之壁，璚英折碧桃花。下山，予为璚英赋《花游曲》，而玉山和之。”这里的“茅山贞居老仙”，指的是元末的名道士也是当时最著名的道士诗人张雨;这里的“玉山才子”则是当地的大富豪也是著名的诗人顾瑛，就连一代名道士都不仅携妓游山，而且还专为妓女赋《点绛唇》，则当时东南一代的风气可想而知。这首《花游曲》写得俊逸潇洒，颇有铁崖体诗歌的特点，不仅顾瑛有和作，郭翼､袁华､陆仁等人也有和诗。
而于至正九年的那次“鼓吹交作，酣舞狂欢”的“泛舟汾湖”事件，无疑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杨维祯在《游汾湖记》(此文其实就是杨维祯为他们当时游玩时所写诗歌而撰写的序)中记录甚详，由此可知当时的一群社会上层文化精英毫无顾忌地携妓浪游的大致情形，这样的盛况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应该也是不多见的，而杨维祯不仅在其中名气最大，而且还最后撰文称颂这次浪游，于是杨维祯成为当时不拘形骸､不顾礼法而纵情享乐的代表人物也就不奇怪了。
由上文可见，杨维祯从至正四年到至正九年之间确实是很放荡不羁的(至正七年没留下咏妓诗，不过也有“鞋杯行酒”的“金莲杯”事件)，见于他作品中的咏妓诗也主要是写于这一时期，在此之前并没出现，在此之后也出现得不多，只是在晚年定居松江时写过一些类似的文字。那么，杨维祯的这些咏妓诗难道仅仅是他“耽好声色” (陶宗仪叙述杨维祯的“金莲杯”事件时对杨维祯的评语)的证据吗?当然不是。
杨维祯在至正元年冬携妻儿来到钱塘定居，这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里，杨维祯虽然在求官上很不顺利(直到至正十年才求得一个小官)，但却在文坛上名声大噪，一举奠定他的文坛盟主地位。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位刚刚把“家之生产屋庐推与弟兄，至无家可居” 的落魄进士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呢?应该说，是当时钱塘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杨维祯，而杨维祯也进一步推动了钱塘的文化繁荣。
杨维祯在这十年里，广泛结交社会名流，于是至少当时的文化名流，例如倪瓒､顾瑛､张雨､钱惟善､吴复､袁华､贝琼等几乎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学生;杨维祯大力称扬当地的文化名士，为当地的名诗人编诗集，他的《两浙作者序》就写于这一时期;而当地的文化名流更是大力推崇杨维祯，至正四年，“张雨､李孝光就颇重其诗，推曰‘铁雅’”;至正八年，“顾瑛辑录廉夫五､七言诗若干首及吴复所编乐府诗三百余首，刊版梓行”;而当地大富商顾瑛更是把杨维祯当作贵宾来对待，他在玉山佳处所举办的个人文化沙龙就以杨维祯为中心，在杨维祯的号召下，成为全国文化人士都向往的精神殿堂，以至于数百年后四库馆臣甚至认为当时“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杨维祯初到杭州，就首创《西湖竹枝歌》，此后十年，和者众多，最后竟结集出版了《西湖竹枝歌》;当地社会名流请杨维祯主持了“聚桂文会”､“应奎文会”，当地文士入会者分别达到了五百多人､七百多人;在这期间，杨维祯还写成了著名的史论文章《正统辩》，并开始撰写《宋史纲目》……可以说，在钱塘的这十年，是杨维祯生命中最成功､最辉煌的十年，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段时光，仅仅是顾瑛玉山佳处的文人雅集，就令清代的四库馆臣羡慕不已了：“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则未有过於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由此可见，杨维祯虽然早有诗名，但却一直未获得全国性的声誉;只有他来到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得到了当时这个文化圈里名家的一致认同以及褒扬，他才获得了空前的诗名，成为了当时公认的文坛盟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维祯的咏妓诗其实就是他参加社会活动的写照，所以杨维祯虽然是跟妓女在一起，但其地点并非妓院，而多是在名流们的豪门之内或是在游玩途中;跟他们在一起的妓女多是能歌善舞的声妓，也就是说，妓女们提供的服务并非赤裸裸的肉体服务。像他这样一个落魄进士之所以能够携妓浪游，以妓佐乐，显然他自己并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只不过是当时的富豪大贾､社会名流们请客买单而已：他们请杨维祯的时候，自己也就跟着名士风流一回了(当然他们自己也多是当时的名流)，而杨维祯也知道这些名流们是想借他的生花妙笔而留下一段韵事，于是就频频记下这些韵事，从而满足那些给他买单的人的愿望，于是杨维祯的诗集中就有了这些咏妓诗。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魏红梅(1971-)，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山东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