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知识者还乡的另一种叙述
作者：卢建红
摘 要：也许由于它的未完成性，师陀的中篇小说《掠影记》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注意。本文的分析表明，这是一篇应当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应当把它当做师陀的一部代表作。它不同于启蒙视野下的“离乡—还乡—再离乡”叙事模式，而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对知识者与故乡的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它延续了师陀创作的一贯主题，并在深度、广度上拓展了它，显示了师陀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师陀自述》中，作者说“抗日战争前曾应《文丛》主编之一的靳以之约，写过讽刺知识分子的中篇小说《掠影记》，每章独立，各安一个题目，共约写了七章，后因抗战爆发，《文丛》在上海停刊中止”。今天我们看到的《掠影记》，是作为三篇独立的散文收在《师陀全集》第三卷(下)(散文、诗歌)的《上海三札续集》中。《上海三札续集》集名由师陀生前设想，编者所加，收入作家和编者长期搜觅得来的佚文二十三篇，三篇的题目分别是《灵异》《还乡》《苦役》副标题则均题“—掠影记”，共三万多字。
从写作和发表时间来看，《掠影记》写作于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分别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的《文丛》第一卷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全集》第三卷的《苦役》篇后注明发表于第一卷第一期，似有误)。这之前，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中绝大部分已发表(只有收在《野鸟集》中的《寻金者》一篇是写于1937年4月)，之后是以抗战为题材的《无名氏》(1938)以及《果园城记》(1938-1946)。
也许由于是未竟之作又没有单独出版的原因，这篇小说一直没有得到关注。笔者迄今只看到金丁(汪金丁，作者的朋友)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光明》第三卷五期上《论芦焚的<谷>》一篇中提及《马兰》和《掠影记》，并抄下《掠影记》中的两段，批评作者一改“爱世界，爱人生”的热情，“却变得非常冰冷而且酷苛地憎恶他应当憎恶的人与物了”，但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然而，如果把《掠影记》置于师陀的整个创作中，并进而把它以其他作家的乡土题材类作品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不是一篇应当忽略的作品，相反地，这是一篇应当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应当把它当做师陀的一部代表作，它延续了师陀创作的一贯主题，又在深度、广度上拓展了它，预示了师陀创作的一种可能性。下面将从“在乡土小说主题之外”、“还乡者：从启蒙到自我启蒙”和“乡愁和乡愁的叙述”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在乡土小说主题之外
“还乡”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常见母题，而“离乡—还乡—再离乡”则成为这类作品普遍的结构模式。师陀的主要创作(尤其是所谓的“芦焚时期”的创作)也是围绕这一母题，按照这一结构模式来进行的。从收在《谷》中的《过岭记》《人下人》到《里门拾记》中的《巨人》《过客》，从《落日光》中的《落日光》《一片土》《江湖客》到《野鸟集》中的《宝库》《寻金者》直至《果园城记》，包括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这些篇目或写游子在路上的困顿，或写回乡后的心态，或写此乡已变他乡，只好再度踏上漂泊之路。离乡或是迫于生计，当兵、经商(《过岭记》《宝库》)或是爱情受伤(《巨人》《落日光》《寻金者》)，嫁人(《一吻》)，或是自我放逐(《一片土》《狩猎》)，还乡的理由则只有一个：忍受不了乡愁的煎熬。
从已展开的情节来看，《掠影记》遵循的无疑也是“离乡—还乡—再离乡”的模式。北方某大城(北京?)文坛的知名人物西方楚一日与情人罗士散步至火车站，突然想起“走”，一个“遥远而且生疏，却又是许久以来就梦想着的熟稔”的“去处”在召唤他。一念之下，他买了火车票，目的地是他的故乡。还乡之旅由此展开。
这“走”其实并不突然，它只是一种突然的爆发。在《灵异》中，通过西方楚与罗士的对话，我们发现，触动西方楚这位向往永恒人性、追求纯净美的都市知识者的乡愁的，是他在城市日渐感觉到的荒凉、悒郁的空虚，这引发他对都市生活的否定的批判，“都市里只有堕落和疯狂，在他看来，是戕害人性、腐蚀聪明、消沉意志的地方，是罪恶的渊薮。”而乡村则截然两样，“在那里，有动人的故事，有美的生命”，“人们恋爱了，那就乘着黑夜爬过墙，或相约溜进青空下的旷野”，所以，“他需要一场暴雨，一阵眼泪，还需要热情”。一句话，现实的匮乏与不满足引发了他的乡愁之思，他需要找到一种相反的力量和源泉滋养和拯救他。
然而，正如我们想象得到，也在大部分还乡主题的作品中所展示的，这种抱着美好遐想的还乡注定是一次失望的幻灭之旅。西方楚到家后，先后遇到马朋大爷，一个精明的说话像蜜一样的人，如今成了瘸子;六十多岁的、曾给西方楚(那时他还叫楚官)吃过奶的老妇人，她瘦得只剩皮包骨，只打量着在别人的田地里偷点吃的;西方楚挂念的“饿死老头”确实被活活饿死了;他的小学同窗做了大盗，绰号“仇半天”;庚辰叔，那个走起路来像鹭鸶一样沉默寡言的人，也应是西方楚最想见到的人——庚辰叔是他的儿时情人素姐和童年伙伴京哥的父亲;京哥早就不辞而别，杳无音信，据说已死在外面，而素姐——他记忆犹新，自信不会褪色的梦中的女主角，嫁了一个愚笨的乡下人，不受婆婆喜欢，又受到小姑和妯娌的陷害，常常哭着回娘家。
在《苦役》中，心地纯良平和的庚辰叔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从各方面讲，庚辰叔都是一个极平常的人物，自少年起帮着父母租种着丁家的田地，从来没有遭遇过大的风浪，也没有做过要作麦豆以外的大事的梦。随后父母都安然在床上死了，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十岁的老婆。老婆很贤惠。然而不幸已在远远的开始跟着他了。”先是他生了一堆“赔钱货”的女儿，接着又是一串嗷嗷待哺的儿子，饥饿总是如影随形地追着他。以上的一切均让人想起二十年代乡土小说家所展示的乡村图景。但是小说并没有像鲁迅在《故乡》中揭示乡村破败的根源，将闰土的贫困、麻木归之于“兵、匪、官、绅”，或像茅盾的农村小说一样着力去揭示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它关注的无疑是乡人本身的生存状况，以及它对还乡者造成的冲击。
二、还乡者：从启蒙到自我启蒙
在现代文学的还乡主题中，知识者还乡是小说中很常见的结构，这首先因为写作者本人的身份就是知识者。他们很熟悉这类人，在作者和还乡的知识者之间，存在很大的重合和交叉面，许多还乡者堪称作家的“第二自我”。另一方面，以知识者(他们一般住在大城市)这种外来视角来叙事，便于凸显一种今/昔，城/乡、传统/现代乃至先进/落后的对照，以达到或揭示落后、愚昧的启蒙或表达人事变迁的感慨的目的。
这些知识者多半是幼年或青年时期离乡，为求知或求生来到大城市，或进入现代的大学，或参加一些进步团体，受到“五四”以来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价值观、知识结构与情感表达方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若干年后，他们因为探亲、奔丧、搬家等种种原因回到了家乡，首先体会到的就是物是人非之感，记忆中童年时期的遗迹不再，昔日的玩伴、情人、朋友已面目全非：时光无情，已改变了一切。还乡者感慨青春不再，惊觉到自己的改变;接下来，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与家乡的距离。空间的距离一旦缩小为零，现实的矛盾就显露出来。还乡者发现，一方面是自己对故乡日趋浓厚的思念，另一方面身在故乡的他又发现自己已成为“局外人”和“多余人”，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陌生。故乡人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对自己只怀着新奇和羡慕。双重的错位揭示出乡愁的一厢(乡)情愿，使得还乡主题常常演变为一个“失乐园”的故事。有很多还乡者就是在这样一种幻灭和失落中重新踏上离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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