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浅论刘庆邦小说失怙少儿形象的塑造
作者：余志平
摘 要：刘庆邦创作了大量的成长小说，塑造了大量的青少年形象，这类形象中的失怙少儿形象引人注目。作者主要是从失怙少儿心理特征、情感世界和精神品格等层面塑造其形象的。其创作动因主要是：追寻成长体验，表达怀旧意识;代民间立言，替弱势群体说话;表现残缺柔弱之美与温馨成熟之美。
一
刘庆邦是一个创作颇丰、题材多样、风格多变的作家。他曾将他的小说划分为柔美、酷烈、痛心和成长四类，但他后来又说此种分类不科学，不过，成长小说作为刘庆邦小说的一个大类是说得过去的，因为成长小说的确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拳头产品。在这类小说中，他为我们精彩讲述了许许多多令人心动的成长故事，细致描绘了青少年生理与心理上、情感与精神上隐秘曲折的成长历程，精心塑造了一系列鲜活感人的青少年形象，而这类形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失怙少儿，如金生(《远足》)、河生(《少男》)、文周(《美少年》)、小姐姐和平路(《小呀小姐姐》)、改鸽(《谁家的小姑娘》)、毛信(《毛信》)、长玉姐弟(《平原上的歌谣》)，以及《户主》《拉网》《无望岁月》中的“我”等。这些失怙少儿形象既有一般成长小说中成长者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我们可以把这类塑造失怙少儿形象的小说看作刘庆邦成长小说的亚类。刘庆邦是如何塑造这类人物形象的，其创作动因是什么？
纵观刘庆邦一系列失怙少儿成长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主要是从失怙少儿心理特征、情感世界和精神品格等层面塑造这类人物形象的：
1．表现失怙少儿忧郁敏感的心理特征。幼年失怙，是人生的一大悲剧。父亲的早逝使生活的重担落在失怙少儿柔弱的肩膀上，也压在他们弱小的心坎上。从此，他们再也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享受父亲的疼爱与呵护，不能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不能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幸福平静的乐园一去不复返了，苦涩而沉重的生活使他们原本明朗的天空变得阴云密布，使他们满怀希望的心灵变得茫然失措，忧心忡忡。刘庆邦坚持他一贯遵循的“贴着人物写”①的创作原则，极力捕捉重大变故之后极为平常的生活细节，准确表现出失怙少儿心灵世界的细微变化和忧郁的心理特征。 如《户主》中，“我”“有事无事都蹙着眉头，一副小父亲的样子”。从此，知道“绝不可以随便说话……人说话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脑子说的”。当心事重重的“我”冒着大雪行走在返校途中时，一个人站在茫茫的雪地里，生出一种孤立无援的忧郁心情，心想要是父亲还活着，家里什么事都不用管，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玩就玩，该上学就上学。
由于过早涉入成人世界，这群失怙少儿对周围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极为敏感，他们既盼望得到众人的同情又害怕受到别人的伤害，显出过分的自卑。金生(《远足》)被带到表哥村里时，发觉所有的老头都直盯盯地看着他，他就想“没了父亲，这么远的人都知道了，这使他突然觉得非常自卑，他的头勾得更低了”。表嫂的母亲说金生死头死脑，没一点喜兴劲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莫大委屈，他那脆弱的心显得有些沉重，变得眼泪汪汪。
2．关注失怙少儿细腻复杂的情感天地。在失怙少儿内心深处，父亲的死是他们永远的痛，他们总在独处之时，悄悄流着伤心的泪水，默默寄托着对父亲的哀思。猜小(《种在坟上的倭瓜》)年年带上弟弟给父亲上坟，在心里把雪白的蒲公英当作祭奠父亲的花圈。她将几粒倭瓜种子种在父亲坟上，盼望得到父亲的保护。她把倭瓜的茎牵往父亲的坟上去，好在炎热的夏季为父亲撑起一把绿色的遮阳伞。金黄色的倭瓜花开在绿叶之间，猜小想起了父亲在她头上绑石榴花的情景，不知不觉落下硕大的泪珠。金生(《远足》)在父亲坟前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开口，汹涌而出的泪水就收不住。当表哥背起小金生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疼爱他的父亲。
人死不能复生，失怙孩子在思念亡父的同时，更多地把爱倾注到那些活着的亲人身上。小姐姐(《小呀小姐姐》)十分疼爱尚不能走路的驼背小弟弟，每天清晨出门前都要想办法陪寂寞孤单的弟弟玩一会儿，待太阳出来，她才上山放羊薅草去。弟弟弥留之际，为让他再尝尝世上最喜欢吃的鱼，小姐姐冒着炎日下塘摸鱼，不慎沉入水中，临死前还想着对不起弟弟。长玉(《平原上的歌谣》)在外面无论是得到一个红萝卜或一颗盐子儿，还是一小块面团儿，都要拿回家中和五个弟妹分享。为了帮助母亲，长玉上学三年就回家劳动，为母亲分忧。同别的成长小说一样，刘庆邦也十分关注少男少女的性意识萌动和他们对异性朦胧的恋情，但失怙少儿毕竟不同于普通孩子，由于父亲的缺失和家境的贫寒，其感情往往是细腻的，也是脆弱的，对异性的恋情往往显得曲折，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小金生(《远足》)与表哥村里的喜妮尚未谋面，仅因表哥的一句玩笑，就对她产生了微妙的向往与思念之情，当得知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他时，他感到很是尴尬和失落。他对喜妮的感情朦胧而胆怯，脆弱而柔美，简直有点让人心疼。不到十二岁的毛信(《毛信》)因大娘要把她说给钟明而迁怒于钟明，处处与钟明较劲作对;当得知钟明因她失去了父亲而同情她让着她时，又对他产生了好感与依赖感，希望与之订亲，以寻找爱的归宿;当得知钟明已转往城里读书时，毛信顿时感到很失望。毛信的感情变化写得一波三折，柔婉哀伤。
3．讴歌失怙少儿蓬勃向上的精神境界。成长小说往往描述青少年在一个重大事件(大多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后，主人公身心迅速成长的过程。刘庆邦笔下的失怙少儿，则由于父亲逝去后某个仪式性事件(诸如订亲、远足、拉网等)，其人格心理与思想发生突变的同时，他们身上更激发出一种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顽强不屈的可贵精神。
钟明（《毛信》）到城里上学后，毛信(《毛信》)决心拉近与钟明的距离，“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从农村上到城里去” 。“我”(《户主》)因姐姐的亲事蒙受巨大委屈，但他从此变得勇于承担家庭责任了。金生(《远足》)“回到家坚决不能再哭了，他要做得高高兴兴地回家见母亲，要让母亲知道，她的儿子出门远行之后，已长成一个大人了”。河生(《少男》)的姐姐遭退亲后，他心里突然升起一个庄严的念头：从今以后，要好好读书，要让母亲和姐姐不再受委屈，为家里争气。
小姐姐(《小呀小姐姐》)失学了，小弟弟身体残疾，时刻面临死亡威胁，但姐弟俩珍惜生命，热爱大自然。小姐姐为小弟弟捉蚂蚱，烧鱼儿，唱儿歌，尽量让小弟弟在残缺有限的生命里享受幸福与快乐，她还背着他到田间，看碧绿的油菜和肥得白汪汪的蚕豆叶儿，闻泥土散发的芳香，剥吃嫩嫩的豌豆子儿，品尝新鲜的麦粒儿，平路欣喜地说“到庄稼地里看看，死了就不亏了”，小姐姐坚决不许弟弟提及“死”字。尽管呵护他们的父亲已弃之而去，美好生活离他们很遥远，死亡又来光顾他们幼小的生命，但两个孩子对生的渴望异常强烈，表现出生存的勇气与勃勃的生机。
总之，刘庆邦笔下的失怙少儿形象，其心理是敏感忧郁的，其情感是细腻复杂的，其精神是奋发向上的，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这或许与刘庆邦少年失怙的身世有关，但翻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史，少年失怙的作家不在少数，如鲁迅、周作人、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萧乾、张承志等，他们对失怙少儿的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然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失怙少儿为主人公的小说却并不多见。倒是不属于少年失怙作家之列的沈从文写出了翠翠、萧萧和三三等失怙少女形象， 但沈从文只是把失怙作为一个背景，并不深究失怙对于这些少女的意义。在谈到翠翠这个人物形象时，沈从文说不过是“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写一点纯粹的“与生活不相黏附的诗”，写那种与他“目前的生活完全相反”而与他过去的情感比较相近的牧歌，以求得生命的平衡②。刘庆邦也许受到沈从文的启发，他笔下的失怙少儿形象身上当然也寄托着作者某种诗意的追求，人性美人情美的讴歌，但比起沈从文的自然活泼天真未凿的失怙少女，刘庆邦的失怙少儿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息，有更现实的生活基础和沉重的精神负担。刘庆邦不仅集中塑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失怙少儿形象系列，而且少年失怙对于这些少儿的成长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和重大意义，这不能不说是刘庆邦在小说题材的开掘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颇有特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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