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与移位
作者：肖 敏
摘 要：“文革”文学中后期呈现出严重单一化和封闭化的特征，出现了个人作者群的断裂。本文将从“文革”文学作家的分化和移位两个方面，来论述“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过渡性。
新时期之初相当多的作家，实际上从“文革”时期就已开始了创作，他们在“文革”结束前后创作上的变化，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矛盾重重的过渡性与复杂性。题目中的“文革” 中后期作家，是相对于地下文学作者而言的，特指“文革”中公开发表作品、后来又参与新时期文学建构的作家。本文拟通过对“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创作格局的描述，以求把握新时期文学起源的症候特征。
引论：“文革”文学作者群的断裂
“文革”事实上是在文化领域中先行一步的，其标志是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问世。《纪要》是一个极端的现代主义激进文本， 认定要“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①。尽管说，“文革”期间，当局有意尊崇“三结合”②的集体写作方式，但即使是“文革”文学这样极端的文化试验，也并不刻意排斥个人创作队伍的建设。《纪要》的第十条的主题是“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也就是说，官方必须推出代表这种“新文艺”的作品和作者，以从实践的创作领域回应理论上的倡导。
但实际上，鉴于“文革”期间的文学出版的凋敝，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仅从物质操作层面都是不可能的。以“文革”期间出版的期刊为例，由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底，全国出版的期刊总数，从‘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的七百九十种，骤降到一百九十一种，后一年又猛降到二十七种，到一九六九年，只剩下《红旗》《新华日报》《中国文学》等二十种，是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发展上全国期刊年出版量的最低点”③。再以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为例，这四年中，全国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仅五部，并且这五部主要是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文革”正式爆发前出版的，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两年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④。期刊 、报纸以及文学出版物的急剧减少，导致文学作者的数量减少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文革’开始的最初几年里，除极个别作家(郭沫若、浩然，以及一些工农出身的作家，如胡万春、李学鳌、仇学宝等)仍可以发表作品外，作家普遍失去写作资格”⑤，一九七二年后，有资格发表作品的专业作家开始增加，但大部分仍不能写作。据著名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回忆，当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⑥。相较而言，尽管十七年文艺界在数次运动后已噤若寒蝉，但总体上还有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但“文革”文学却呈现出作家系谱的断裂局面。
“文革”中文化生产的单一和凋敝的现状，连毛泽东本人都颇有微词，毛在一九七五年找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稍有点差错就要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⑦但若要改变现实的文化生产状况，对于晚年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回天乏力了。
一体化缝隙中的双重心理
——“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创作姿态
“九•一三事件”后，文艺界出现了某种松动和调整，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原《北京文艺》以《北京新文艺》为名率先复刊，随后，《广西文艺》《广东文艺》《革命文艺》等刊物相继复刊。一九七三年，《上海文艺丛刊》(后改名为《朝霞》文艺丛刊)复刊;一九七四年，《朝霞》月刊创刊。书籍出版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鲁迅作品的单行本二十四本到一九七三年底全部出齐。
一九七四年前后，多部古典文学得以出版，比如《明容玉堂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也有了较大增加。
“文革”中后期，初走上文坛的年轻作者的心态是复杂的。总体来说，当时能被允许发表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以张抗抗为例，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她两岁时即被开除出党，张抗抗后去北大荒当知青。一九七四年，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分界线》的张抗抗因病在上海休养，素未谋面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两个编辑带着营养品到病房探望，亲切鼓励她完成创作⑧。这对于一个从小在出身不好阴影下长大的青年来说，无疑是知遇之恩，由此产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心理也在常理之中。对于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中年作家，若有相似境遇，其认同心理更是如此。“文革”后期，在苏北射阳县当农民的陆文夫被“上面”叫去谈话，让他创作斗争走资派的小说，题目都规定了，叫“新潮”，并有意让他担任当地文化馆副馆长。尽管此事因“文革”结束而停止⑨，但对于一个饱受歧视的“右派”分子来说，能受到主流文化形态的青睐，无疑是一种政治待遇，内心如有惶恐甚至感激是完全可能的。
但历史情境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作家的实际生存策略并不能阻绝其内心的思考乃至疑问。以韩少功为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在湖南汨罗县当知青，当时其文学才华就被认可，被选派到县上参与撰写开国元勋任弼时的材料集(任是汨罗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韩少功发表了三部作品，短篇小说《红炉上山》《对台戏》和评论《批判湘剧<园丁之歌>：育的是什么样的苗》，这三部作品是相当规范的“文革”文学作品。据韩少功回忆：“我当时就没有足够的勇敢，虽然接触到一些地下的思想圈子和文化圈子，已经对当时的主流话语有了怀疑和反感，但还是抱着谋生第一的私心，屈从于那时的出版检查制度。”⑩应该说，韩少功的这种双重心态在“文革”作者中并非仅见。
如王尧指出的，“其实不仅是顾准，而且包括郭小川，还有郭路生，也有用两种话语写作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矛盾的，如果没有这个矛盾，那么就没有后来的转换。”[11]相当多的作家在力争取得“文革”主流话语的认同，这是他们取得生存和写作权利的首要条件，譬如莫应丰，他在一九七四年就开始秘密写作批判“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1976年9月出版)。《小兵闯大山》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文学规范的，但文中传神的人物对话、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地方风物描写，与此前出版的克非的《春潮急》有相似的地方。
类似于韩少功、莫应丰、郭小川和食指的矛盾心态，在“文革”后期作者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E•弗洛姆认为，自由对人具有双重意义，它的负面效应就是常常使人限于极端的孤独中，人们只好向后倒退，连消极的自由也放弃掉，“逃避的心理结构是指个人放弃其自己独立自主的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以代替其他已失去的原始约束”[12]。在当时“触及灵魂”的全民革命氛围中，作家“逃避自由”的心理无疑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众多作家参与到“文革”主流文学运作的原因之一。“文革”中发表作品、后来参与新时期文学建构的作家人数是相当惊人的，张抗抗、贾平凹、韩少功、陈建功、陈忠实、叶蔚林、古华、刘心武、蒋子龙、郑万隆、王润滋、朱春雨、朱苏进、刘亚洲、张长弓、周克芹……我们对此完全不必有所隐讳。
多重写作模板存在的可能性
——“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
可以说，“文革”中后期，主流文学仍然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这些细微变化蕴含着一些重要讯息。一方面，“文革”文学的一统化局面开始出现裂缝，使《纪要》所代表的“文革”激进主义文化思潮面临波动;另一方面，被排斥的一些传统的、西方的审美因素重新回到创作中，使得“文革”后期文学呈现出某种暧昧状态，譬如，《大刀记》《沸腾的群山》《剑》这些“前文革”的长篇小说得以出版，八个样板戏被各地方戏曲移植呈现了不同艺术样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