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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鬼狐妖画苍生
作者：李 鸿
摘 要：清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中国文言小说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是受六朝志怪的影响得以发展成熟。然而《聊斋志异》的立异高于六朝志怪，不仅在于两者的立异意图不同，也在于两者立异的角度和内涵有很大差异，还在于它们在立异的手法上也各具特色。
《聊斋志异》，顾名思义，往往认为它是聊以自遣的志怪述异之书，清人李笠翁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着重指出：“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这种观点虽然在某些方面未免有点失之偏颇，却也道出了志怪传奇之书是昙花一现还是称誉后世的一种重要原因。《聊斋志异》亦属传奇志怪之书，自问世以来三百年间广为流传，曾被誉为“风行天下，万口传诵”的“一代杰作”①，原因也主要在于：它通过志怪传奇的题材，表现了超尘反俗的人情物理。本文试从作品立异的角度与六朝志怪中有较高成就的代表作晋干宝的《搜神记》作比较分析。
就中国古典小说中文言小说发展的系统而言，《聊斋志异》是直接导源于六朝志怪，并受其启迪，才得以发展成熟。但《聊斋志异》的立异高于六朝志怪。郭沫若给蒲松龄故居的题词赞道“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主要是从《聊斋志异》立异的高妙上，把它同六朝志怪之书严格区分开来。
首先，《搜神记》与《聊斋志异》两书立异的意图不同。
干宝撰《搜神记》序文中自言：“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干宝“性好阴阳术，尝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二十卷，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从《搜神记》的内容来看，类似阮瞻不信鬼神结果神道灵验 而受到报应的事情占很大比重，而神道灵验又大都作为一切奇闻轶事的主要归宿。由此可见，“发明神道之不诬”确为《搜神记》创作的主要意图。而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表明作者创作此书决不是为了宣扬神道迷信，而是借“续幽冥之录”，撰写“孤愤之书”。由于作者生活在一个严酷、昏昧的社会，虽然文名籍甚，才华超群，却蹭蹬不偶，因而借搜奇说异，以寄寓其满腔的悲愤，从而发出了“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②的喟叹。可见《聊斋志异》立异的主要意图在于寄托孤愤，“惊世骇俗”。当然，说其“盖仿干宝搜神、任昉立异之例而作”（《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亦无不可。但它“领异标新”，“寄托遥深”。因而其立异的意图较之六朝志怪，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深的见地。
第二，两书立异的角度和内涵也有很大差异。
《搜神记》重在神怪上立异，有浓重的神道迷信色彩，而《聊斋志异》则重在情理上立异，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深远的社会意义。例如：
《搜神记》第四百六十三则，写邛都大蛇“感人以灵”，认姥为母，知恩图报的故事，主要借灵异表现因果报应思想，而《聊斋志异》中的《蛇人》，情节与之相似，却意在托物拟人，确立不忘故旧听从规劝的意旨，对忘恩负义者给以有力抨击。可贵的是，作者的立异之妙，不在于蛇之“恋恋有故人意”，而“独怪俨然而人也者”，“亦羞此蛇也已”。这种以物之情异刺人之情异，使物情超越世俗人情的立异高度，实乃《搜神记》等书所不可企及。
《搜神记》的立异主要在于表现人生物化之无常，颇多荒诞;《聊斋志异》的立异则重在反映人情事态之变异，多具实情。在《搜神记》第五十三则写道：“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定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全书大多以这种神秘虚无的观点来志怪立异的，因此虚妄无稽之情事历历可见。《聊斋志异》虽同样是“搜奇说异”包罗万象，且荒诞之情事也偶有所见，但在立异方面却常常表现为：常中见异，异中见常;奇而勿怪，怪而不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就此引例加以表述：“《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如《狐谐》言博兴万福于济南娶狐女，而女雅善谈谐，倾倒一坐，后复别去，悉如常人;《黄英》记马子才得陶氏黄英为妇，实乃菊精，居积取盈，与人无异，然其弟醉倒，忽化菊花，则变怪即骤现也。”这种借山精水怪之假表人情物理之真的曲笔写实，更显示了作品立异的独具匠心。
至于撰述人世间的奇闻轶事，既迥异于一般，又“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③。《镜听》是写兄弟两人由于文章声望不同，考中的可能性不同，父亲的态度也冷暖相形。而且，这冷暖还波及到儿媳妇身上，冷暖的不均，到了发榜的日子便集中爆发了：“闱后，兄弟皆归。时暑气犹盛，两妇在厨下炊饭饷耕，其热正苦。忽有报骑登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曰：‘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评论说：“贫穷则父母不子，有以也哉。”④这是集中了许多严酷的事实说出的话。这里虽然说的是父子之间的情况，但显而易见，蒲松龄也认为适用于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他是在做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探索。《乔女》篇，他写乔女虽然拒绝了孟生的求婚，但引以为知己。“孟暴疾卒，女往临哭尽哀”。孟生家受到村中无赖的欺负，她挺身而出，与无赖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打官司中，县官询问她是孟生什么人，她理直气壮地回答：“公宰一邑，所凭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无所逃罪;如真，则道路之人可听也。”她凭着浩然正气和坚决态度，打赢了官司，保护了孟家的利益。在封建社会中，男女的社交是被禁绝的。一个寡妇为一个毫无血缘瓜葛的男子吊唁致哀，为他的后代奔走诉讼，又代为抚养，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蒲松龄在这里对乔女的歌颂，是从“知己之情”出发的，也包含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紫霞道人高珩为《聊斋志异》所撰序文中说：“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其义广矣、大矣。”又说：“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可谓切中作品立异的真谛。
第三，两书在立异的手法上也各具特色。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入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显然，作品的立异是以传奇志怪作为主要表现手法，以“花妖狐魅”、“畸人异行”作为基本描写对象，以梦境、仙界、地府、鬼蜮和人间作为广阔的场景;同时，作品把志怪与志人，传奇与写实，巧妙而又自然地融为一体。这样，使所述怪异精灵，既具有虚幻世界中妖异的特征，又赋予现实社会中人的情趣。黄生是虎精，就着意写其性情粗犷，葛巾是牡丹精，就特地表其遍体异香;《素秋》中的俞士忱，原来是蠹鱼精，故赞其读书“最慧”，“目下十行”。《绿衣女》中写一个多情少女，本是一只绿蜂，作者先按其原身作了非常细致委曲的描述：初写她“绿衣长裙，绝妙无比”，再写她“腰细殆不盈掬”，又写她微声婉歌时“声细如蝇，裁可辩认。而静听之，宛转滑烈，动耳摇心”。当于生把她从大蛛网中解救出来时，才发现她是一只绿蜂。然后又依其化身写她：“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的确是写得：声色状貌惟妙惟肖，人情物态相映多姿。这种幻中求真，真中现幻的立异方法，使作品既有灼灼闪光的浪漫主义色彩，又有凛凛可畏的现实主义批判锋芒，从而在别开生面的奇情异彩之中，描绘出光怪陆离的社会人生的真实图景。这就大大冲破了六朝志怪主要是妄言实录、视幻作真的羁绊，“非第如干宝搜神已也。” 由于《聊斋志异》立异的高妙，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因此在当时不仅风行一时，“几于家家有之，人人阅之”(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而且在文坛上立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风气，模拟它的文言小说纷纷出现。从题材、体裁，乃至风格，无不是聊斋式的。虽然后起的模仿者也在那里谈狐说鬼，却失去了蒲松龄的孤愤和追求精神。到了乾隆末年，嘉庆初年，纪昀才对所谓聊斋体提出批评，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反其道而行之。纪昀反对蒲松龄用“描写委曲”的笔墨在反映现实生活，反对文学想象，主张恢复到古代笔记小说那种简约记事的水准上，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以范围。就是抗拒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行也是模仿。”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观察《阅微草堂笔记》就会发现，《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聊斋志异》负面的模仿，是纪昀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聊斋体”的产物。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上所形成的风气之大和影响之深。《聊斋志异》所以能得天独厚，其立异的创新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作品立异的难能可贵之处，又主要在于：它既没有陷入虚无缥缈的鬼神之怪的幻域而不能自拔;又没有彷徨在光怪陆离的人事之奇的尘世而眼花缭乱;而是继往开来，独具冷眼，飞跃到一种洞察、剖析人情世态之变异的崇高境界，从而使立异面更加广阔深远，立异点更加稳固坚实，作品也就更富有文采和社会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李 鸿，山东滨州职业学院副教授。
①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
② 《蒲松龄集》中《聊斋文集》卷五《与韩刺史樾依书》。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M].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④ 蒲松龄.聊斋志异[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