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赵树理对农民劣根性的书写
作者：黄 健
摘 要：赵树理在其《小二黑结婚》中阐明了农民的劣根性：三仙姑的人生际遇反映了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失语状态;农民对于干部的畏惧折射出其强烈的奴性;而失去了个性的人们表现出的是强烈的从众心态。正因为小说没有回避这些人性的阴暗面，因此，也便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内涵。
从鲁迅到赵树理，从《阿Q正传》到《小二黑结婚》，其实中国农民并没有因为现代作家对封建性的书写而有意识地根除自身的劣根性。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生活于封闭环境中的农民更不可能自发地、有意识地反抗封建传统。即便是在延安时期，有关民主、革命等的先进意识也是通过政权的掌握者由上而下地灌输给群众，在这一传播的过程中，农民的误读也必然存在着。
赵树理小说的丰富内涵，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在于他没有回避对农民劣根性的书写。在忠实地维护红色政权的权威性的同时，他也从故事叙述的缝隙中阐明了农民的劣根性，从而使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显示出较为独特的艺术魅力来。以下以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为例，阐明其小说中所表现的农民劣根性。
失语的女性
小说中装神弄鬼的三仙姑固然可笑，但若从她性格的形成来看，她的人生却充满了令人悲叹的遭遇：“十五岁”时便嫁给于福，当时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丈夫很老实，“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因此引来一大群年青的后生，“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三仙姑从此便以“下神”和家里人较上了劲。可以说，她长期以来浓墨重彩的打扮也是出于吸引异性的考虑：“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三仙姑没有自己的姓氏(二诸葛尚且还有名字“刘修德”，但三仙姑只能是“后庄于福的老婆”、“于小芹的娘”，没有自己抒发感情的空间，她只能是摆放在于福家里的生育儿女的“媳妇”，言行举止都要符合规矩，而规矩只能是男性用以约束女性行为的条条框框。实际上，当初作为一位有着自我意识的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性魅力)，她自然具有对尊严的要求。但生活中的她不过是男性眼中的家庭财产，是没有生命力的“物”。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她的妖娆打扮——那完全是出于对自己性魅力的展示。当正常的性欲望被极度压抑了之后，表现出来的，便是这种被扭曲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男性话语霸权在保守的环境中根深蒂固的存在。它不仅使女性处于“第二性”及“失语”状态中，并且将其丑化为妖妇的形象。在男性话语的塑造下，三仙姑俨然成了村中响当当的祸害之一，那些游手好闲、拈花惹草的男子反而成为道德的执法者。“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一句简短的话中含有她大半生的悲剧，对此，又有多少人可以理解呢。
奴性
二诸葛迷信于占卦算命，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茫然，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
他总是忌讳“不宜栽种”，种庄稼时必定要翻历书。可以想象：庄稼对于农民来说，是命根子。在靠天吃饭的岁月里，像二诸葛这样的农民其实并不在少数，他们寄希望于上苍，希望风调雨顺，但在很多时候，他们的愿望与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距离。在自然面前，人的力量显得单薄孤弱，因此，通过占卦来获得行事的保证，这恰恰反映了农民对于自身命运的无力感。
与此相似的是，农民对于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性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干部的畏惧上。在村里改选新干部的时候，村民们“巴不得有人愿干”，他们虽然对金旺兄弟“恨之入骨”，但依然将他们选为干部，原因就是“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作者认为这是“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的缘故，但只要看看后来二诸葛在区干部面前的表现，就应该知道：这并非单纯胆小所致，而是农民身上长期形成的“畏官情结”的突出表现。在他们心目中，新干部等同于旧时皇帝所委派的官员，官员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一旦得罪了当官的，将后患无穷。于是他们苟且偷生，充当顺民，这种生存哲学成为几千年来统治着农民的主要生存观。当人们发现自己在官府面前如同蝼蚁，朝不保夕时，能保护他们自己的，也就只能是虚幻世界中的神灵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二诸葛绝对信奉神灵的虔诚：当儿子被抓时，他随即占了一卦，并对卦象深信不疑;而当他面见区长时，开口闭口就是“恩典恩典”;虽然极不愿意与于家结亲，但因为区长同意了，他也就不再反对。三仙姑也是一样，她在区长面前是又下跪又磕头，最终也在区长的认可下同意了女儿和小二黑的婚事。
我们固然可以简单地说农民身上存在着强大的奴性力量，但关键是这种力量是怎样形成的。生产力的低下、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长期对民众的高压，这些都是外在的原因，而就农民本身来说，习惯于保守、不思进取的生存状态也是重要的因素。要唤醒他们，依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呐喊——启蒙教育。鲁迅当年塑造的阿Q形象也很相似：他只要一见官老爷，双腿一软就下跪。小说中有个“长衫人物”(知识分子形象)在旁边斥道：“奴性”，这个细节虽小，却是异常深刻的。长衫人物并没有教会阿Q不下跪的道理，因此，凭借阿Q本身的智慧，何以能懂得为人的尊严呢?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启蒙的作用，民众才有可能认识到奴性的可悲，否则，他们也只能在传统的伦理观中完成自己卑屈的一生。
赵树理笔下的二诸葛们可以视为阿Q的后代，在他们身上，有着相同的奴性的基因。只不过在赵树理的笔下，这种奴性色彩被滑稽幽默的色调给淡化了。人们更多地去注意二诸葛顽固不化的可笑;新干部新作风的描写也给小说带来了“根除奴性”、人物走向进步的假象。但实际上，只要我们注意小说的结尾，就可以发现这种转变的牵强：二诸葛最后是在“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的情况下“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三仙姑也是觉得“不好意思”，才改变了形象，“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他们无疑都是被放置到新的舆论环境中，才发现自己的不合时宜，被动地做出了一些改变。归根结底，这种改变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从 众 的 心 态
正是因为奴性的存在，农民对世事都不太可能有自己的主见。他们判断事物善恶美丑的标准主要不是根据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而是根据大众的取向。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三仙姑与二诸葛原本是人群中最特立独行、也最有自己个性的人，但是到了最后，他们也抵挡不住舆论的压力而改变自己，加入庸众的行列了。
三仙姑的装扮本最有自己的独特性，尽管作者在文中对此百般嘲讽，但三仙姑却无疑是所有人中最能坚守个性的一个。她像小姑娘一样搽粉、戴首饰，毫不掩饰自己对性吸引力的追求。这在当时封闭的村庄里定然颠覆了大众的审美习惯。二诸葛为人看不起的地方也在于此——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上天的依赖，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虽然少不了要占卦、问神，但却极力地掩饰自己内心的这种虚弱。然而，长期以来，这两位都生活在被唾弃、耻笑的边缘位置。二诸葛因为“不宜栽种”一事遭到众人的嘲笑，“小二黑因为这事”便“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三仙姑“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特别是她面见区长那一幕，区长一句“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便给她的为人下了结论，随后，一大群看热闹的妇女指手画脚的品评终于让三仙姑意识到自己的怪异：“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这里饶有趣味的是，一直对自己的打扮很有信心的三仙姑，为何在区长与众人的眼睛下失去了自信。可见旁观者的眼光足以对示众之人产生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舆论的重压在个人的转变上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对小二黑来说是这样，对三仙姑、二诸葛来说也是这样。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鲁迅在一系列小说中所描绘的看客的眼光，如《狂人日记》中那些诡秘的、充满了吃人的欲望的眼光，《阿Q正传》中阿Q在临刑前目睹的旁观者如狼一般凶狠贪婪的眼光等等，它们都具有审判示众之人的意味。
在此，我无意论述舆论的价值，我想说的是，就大众与个人的关系来说，小说放弃的是个人性，它最终让主流话语吞噬了个人话语，用舆论的力量孤立异己，从而令他们放弃自我，成为被随波逐流的庸常之辈。失去了自我的人物在当时固然可以顺利地抛弃其落后性，但他们也因此不再独立思考了。我们不禁要问：三仙姑是否如此值得嘲笑?反过来说，人们的眼光是否意味着不容置疑的真理?显然不是。作者在将三仙姑作为“人”的悲剧都遮蔽掉的同时，她也就没有真正地被当做“人”来看待。
出于对新政权的维护，作者对农民“哀其不幸”，并善意地嘲笑他们的“不争”。显然他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对待他们的优缺点的。与鲁迅相比，同样是书写有关农民的劣根性，但赵树理的视点要低得多。他带着对农民的体恤，既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不足，也看到了新生活给他们精神乃至生活上带来的新的风貌。他舍弃了鲁迅小说中的怀疑和悲凉而以极大的乐观与热情拥抱生活，小说因此表现出大团圆的格局，也更符合农民的欣赏趣味。在启蒙的意义上来说，赵树理的小说以其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的语言及对待民众宽容的态度起到了更好的“化大众”的效果;但同时，将尖锐的矛盾冲突简单化，忽略了农民身上劣根性的固着性，这在无形中也降低了小说的魅力。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黄 健，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