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虚无、颓艳与间离:苏童小说叙事美学三题

作者:陶春军




  同样,在苏童小说中,作为对生存苦难的唯美叙述,颓艳的描写到处可见,因为我们知道,作家对生存苦难越是写得唯美,我们越是对这种苦难领悟得刻骨铭心,就像是欣赏悲剧中的滑稽元素,带泪的笑更能够让观众辛酸一样。我这里重点讨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颓艳的“罂粟”意象;二是略带颓艳的诗化的语言。作为颓艳的杰出代表,罂粟流露的是集邪恶、死亡、神秘与美丽一身的颓艳。
  直到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枫杨树一带还铺满了南方少见的罂粟花地。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乡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腥气息。(《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在这里,罂粟这种死亡、颓败、邪恶的东西被作家与先民们的生命力结合在一起,以礼赞的笔调叙写得神秘、艳美。这种叙写就是对生存苦难的唯美叙述。
  田野四处翻腾着罂粟强烈的熏香……罂粟之浪哗然作响着把你推到一块孤岛上,一切都远离你了,惟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熏香钻入肺腑深处……(《罂粟之家》)
  在这里,作为先民们最恒久的一种灵魂深处的记忆,罂粟应该说占据了最高位置,即便是什么东西都远离了,但是罂粟的熏香却展现了如生命般炫目的颓艳之美。
  苏童小说的语言也有略带颓艳之美的诗化的语言。作家借助诗化的语言轻灵地绵延伸展出细腻之至微妙之至的触丝,营造出一种怀古感伤的颓美氛围,构建了一种飘忽的摇曳生姿的叙事美学。比如《紫檀木球》的结尾写被幽禁后的年老的女皇临窗听雨的片断:
  上阳宫的庭院里雨声激溅,雏菊的花朵被廊檐上的水柱冲离了枝头,笼中的金丝雀在潮湿的空气中不安地扇动着翅膀。……苍老的女皇双目微合,茫茫心事犹如檐下雨线一点点地滴落,她的脸上充满回忆之光。……在纸灯和烛光的映衬下,宫女们看见女皇的双唇突然启开,一个璀璨的微笑令人惊愕,一句温情的独白使所有的宫女猝然不知应付…… “又下雨了,我十四岁进宫那天也下着这样的雨。”女皇说。(《紫檀木球》)
  毫无疑问,被幽禁的年老女皇是苍老颓衰的意象,但是在雨声激溅下,在雏菊的花朵映衬下,在回忆之光的指引下,她竟能发出让宫女们惊愕的璀璨微笑,说出年轻时的呓语。在这里,苍老与颓衰在美丽与充满生机的回忆烛照下美艳无比。我们也同样惊诧于作家的这种叙述的声音,犹如天籁一般具有神奇的魔力,敲击着我们的感觉、知觉和幻觉。
  
  三、间离:制造陌生化的艺术手段
  
  审视苏童的许多小说,都采用了相同的切入方式:回忆。苏童总是被水草般柔韧的回忆缠绕着。我们同时不难发现小说中回忆的艺术外壳:现在时态中的“我”。“我”似乎是第一人称内视角,所以文本接受者容易闯进的误区是:以为作家用第一人称叙事,目的想最大限度地缩短与读者的距离。我们可以通过作家“我是父亲的儿子,我不是苏童”之类的申辩可以意识到作家在制造一种“间离”的艺术效果,“间离”是制造陌生化的艺术手段,所以说苏童是在刻意把读者推到陌生化的境地。陌生化的叙述就像是电影《夜宴》里神秘的面具,伟大的艺术家只有在面具后面(把喜怒哀乐都藏在里面)才有最高境界的表演。这个陌生的“我”通过活着的“我”父亲或是“我”祖父作为中介,展开“我”的回忆,然后是活着的祖父回忆起死去的幺叔,活着的父亲回忆起死去的祖父、祖母和童氏家族的一长串亲人。这些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故事都是通过“我”漂移不定的想象或虚构来表现的。在这套叠的结构中,苏童很自然地运用了童年视角,用童年视角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可以制造陌生化效果,展现不易为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种种面貌。莫言曾经在他的《红高粱》里成功地运用了童年视角,他是为了故意拉开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以庇护他用一个现代成年人的目光审视、挖掘掩映在红高粱丛中灵魂的心史,在余占鳌身上所骚动的男性的力感和雄气。张艺谋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则以少年唐水生的一双纯净的眼睛为窗口,让他以跟班身份目睹黑帮老大唐老爷的情人小金宝,在上海滩罪恶和血腥中展现人性的玩世不恭与善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上海流传甚广的童谣,这首带着生活化的俏皮和人情味的旋律飘响在黑帮外部交战与内部火并的语境中,则是导演故意制造一种“间离”的陌生化效果,让这种哀愁的童年记忆久久萦绕在观众心头。苏童运用童年视角也是为了强化叙述的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极力制造“间离”这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比如《外乡人父子》中让“我”(童年)听祖父讲祖父的祖父时代(祖父的童年)的人和事,这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间离”效果的叙述框架。但苏童的童年视角不仅仅是叙述手段,同时也是目的,还是一种境界。在苏童的小说中,所有的历史都是孩童视野中的历史,所有的人物和自然都是童心所感受到的人和物,昨日的苏童成为苏童小说最突出的主体形象。虽然苏童讲述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幺叔、哥哥等童姓家族的遗闻轶事以及并非童姓家族的人和事,但这些人物像枫杨树一样淡淡隐入背景,而将“我”凸现出来。严格地讲“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具有棱角的人物,“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一种童心的诗意的境界。“我”实际上是一个超现实的形象,“我”身上那种超人的敏锐的灵性和孩童的顽皮的感觉,以及天真而过早染上忧郁的稚气,乃是人们失落在昨天而久久不能排除的情感精灵。“我”是作家刻意制造出来的美学上的距离感。但是,文艺心理学告诉我们,读者在审美的过程需要“期待还原”,我们必须调动自童年时代所保存下来的种种新奇的视觉、听觉、感觉、嗅觉去感受苏童小说对我们感官的美丽的冲击,去体味种种意象里所潜藏着少年时代许多美丽的梦幻和看似轻淡实则沉郁的悲剧。也许,历史的幽远和孩提的忧愁,童年时光的种种诗意便由此涌上了我们心头,甚至于久久不离,仿佛一个奇异的神秘的光圈。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对苏童小说叙事美学的探讨可知,苏童的小说是用生命的汁液浸泡出的意象之流,它自由地流动在心灵与大自然契合的那一瞬间,小说中的“逃亡”是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也没有高潮的“虚无”,它许多时候呈现的是一种流动的画面与流动的旋律融和起来的“颓艳之美”,作家就像《夜宴》里戴着神秘面具,唱着古老“越人歌”的高明艺术家,在叙事时孤独而执著地营造着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责任编辑:吕晓东)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殖民与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形象”阶段性成果[06SJD75004]。
  作者简介:陶春军(1973-),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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