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在疼痛中触摸流逝的温暖
作者：孙国亮
漂泊在外的农民工吉宽，在冬日的黄昏，冒着纷飞的大雪，风尘仆仆，归心似箭;尽管，“被裹在厚厚的雪绒里”的小山村并不比鲁迅笔下的故乡——鲁镇繁华，却也炊烟袅袅，少了几分萧索和凄凉，多了几分生气和亲切。“望到二妹子小馆”的吉宽，没有“近乡情更怯”的忐忑和矫情，反而感到了久违的“温暖”：“落在他颈窝里的雪顿时化作暖洋洋的热流，顺他的脊背一路而下，直奔他的脚后跟。”虽然，“二妹子小馆”提供的“温暖”在很大程度上“向来都不是为回家的民工们准备的”。但是，三十三岁的“光棍汉”吉宽，脚步还是“顿时轻盈了许多”，脚底下“有了节奏”，甚至冰冷的穿堂风“也有了节奏”，一同化作“坐在二妹子小馆”，“嚼花生米的节奏”和“大口大口喝啤酒的节奏”。这种节奏，是故乡熟稔的生活节奏，是温馨的情感节奏，统统内化为个人内心和血脉搏动的节奏，有力地敲击着每一个打工者的心灵世界，统摄着他们情感的认同与归宿。
当“这一带”的民工们“终于手里攥了一点钱”，“背着行李，不远千里百里”，“奔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回家寻找温暖时，吉宽和弟弟“再也感觉不到一点家的温暖”;母亲辞世了，父亲倒插门进了别的女人家，弟弟出门打工，家里再也没有“忙碌”的景象，只剩下令他伤心的凛冽逼人的冷清。他只好来“二妹子小馆”，与其说是来寻找“温暖”，不如说是重温“忙碌”——“母亲就是像二妹子那样”，为打工回来的他，“在灶屋里锅上锅下忙碌着”，一家人在忙碌中其乐融融，“母亲的身影在蒸气里飘动，那感觉别提有多好了，心里心外，哪儿哪儿都是热陶陶暖乎乎的”。吉宽的到来，让几近打烊的小店“顿时陷入忙碌”，而且，今天“有两个女人在为他一个人跑前跑后”，顿时让“忙碌”成倍翻翻，而自己像是回到了“八年前”的家里，“在电视闹哄哄的声音中等待吃现成的”，他的“重要时刻开始了”——他在“女人的忙碌中”想到了母亲和“她亲手缝的狗皮袖筒”，时光如同倒流，吉宽又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在小说中频频出现、象征着劳动人民勤劳质朴的“忙碌”，它包含了对传统文化审美符号的留恋之情。而在当下的现实中，“忙碌”已经被时髦的“休闲”所取代;“有闲”阶级的懒散和游手好闲，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演变出一门高深的学问——“休闲学”，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鼓吹“休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而无视他们休闲依赖的资本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鄙视劳动者为他们所谓的“休闲享受”提供的“忙碌”。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忙碌”在孙慧芬的这篇小说中已经部分地恢复了传统的审美内涵，并融入到个人的经验和情感认同之中，由此构成了个人审美想象的一部分，并幻化为某种历史真实，以此对抗消费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文化和审美传统的歪曲。也许，在作者看来，底层正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忙碌”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温暖”。
然而，这种“休闲意识”还是多少影响了勤劳的吉宽，他也养成了在女人的忙碌中“等待吃现成的”的习惯。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吉宽“拿着自己赚的钱”，“在家乡的小酒馆里”换得胃里、身子、感觉的舒服和从未有过的知足，是无可厚非的。小说对吉宽难以启齿的隐私感觉有着细腻传神的把握和渲染，对那种“潜伏”已久的“欲望”从“皮肤的表面”到“脊髓”渗透过程的描写，令人叫绝。女人的“忙碌”，让吉宽的心也跟着“忙碌”了起来。两年前还不近女色，耿直地拒绝二妹子好意的光棍汉，现在却为自己升腾起的本能欲望寻找借口：女服务员“响英的名字”，“就是响应任何一个男人招呼的意思”;她“怯生生怕人的”笑，“勾着他”;她的眼神，“那么撩人”;“他就这样被一个年轻女子活动了心眼儿”，而自己却显得那么被动和无辜。“他那么想吃掉她喝掉她，就像吃花生米和喝啤酒那样”，如此实在和卑微的诉求，本能地投射出对“温暖”的渴望;与那些纯粹为了追求肉欲满足和享乐刺激的嫖客有着天壤之别。对于“这个从未尝过女人滋味的”三十三岁的光棍汉，刚刚解决了“饱暖”问题，就生出了“思淫欲”的想法，显得那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毕竟“食色，性也”是人之常情。这样说，并不是为吉宽开脱;可是，事实上，我们的确又很难用道德和非道德的眼光来指责吉宽，看看他准备和“小姐”打招呼时的窘迫和紧张，不亚于初恋时首次开口的大姑娘;而且，他最终也仅仅只是活动了一下心眼，又怎么能用嫖客来定义他呢?!我们只会觉得吉宽是个真正的男人，是千千万万个有着七情六欲，而又无法释放的普通打工者中的一员，他(们)的“性权利”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和理解。但是，这种深入脊髓、让身心俱暖的“欲望”却突然被电视播报的一则凶杀案搅和得感觉全无，只因为那桩案件发生在弟弟打工的地方，让他牵挂起了年少的弟弟。好不容易体味到的温暖在倏忽间得而复失，消逝得无影无踪。他只得“没好气地”结账，负气回家，这一次，他寻找温暖的行动，在二妹子酒馆失败了。
失意的雪夜里，“在那冰冷的炕上”，吉宽想到母亲，想到了那温暖人心的狗皮袖筒。他“跳到地上”，翻箱倒柜，急不可耐地“找到母亲留下来的狗皮袖筒，就像一个孩子找到什么宝贝再一次扑到炕上，得意地捂进两只手，抱在胸前”。“母亲瘦弱的身影一闪一闪浮现在吉宽眼前”，母亲的“忙碌”和“气息”通过“门缝溜进来”让他重新感到“暖煦煦的”。吉宽决定自己忙碌，烧火暖炕，创造温暖。而恰在此时，浑身“哪哪都是雪”的弟弟，突然回家，让深处“温暖焦虑症”的吉宽第一次生出了体贴弟弟，为弟弟创造温暖的举动;“在弟弟进门的瞬间想起刚翻出来的狗皮袖筒，吉宽对自己的细心都有些意外了”。“平素很少和弟弟说话”，“一说话就发火”，骂弟弟“连女的都不如”，让“弟弟像女人一样”为自己做饭的吉宽，今晚却让弟弟戴上“狗皮袖筒”，并开始“饶有兴味”地为弟弟“忙碌”一盆疙瘩汤，而且，还一边拌面，一边和弟弟聊天;在一问一答，一唱一和中，打工者遭遇的寒冷，特别是那些“为富不仁”，只顾自己在“暖风中”寻欢作乐的黑心“工头们”人为制造的“寒冷”，让人心寒，也为平时像女人一样懦弱的弟弟，为何在醉酒之后铲死工头埋下伏笔。然而，如此血腥的犯罪，却仅仅缘于工头剥夺了他们渴望的“温暖”，谁都会觉得不值，觉得过分，甚至更加强化了某些对农民工的蔑视之词和丧失关怀的论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所引发的杀人事件，因与果的强烈反差和不对称，折射出农民工内心世界对尊严、平等和温暖的渴求和重视。假如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思考一下，我们不难理解这种行为失控的缘由：他们在城市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个身体的躯壳，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资本，甚至是全家人的依靠;当他们连躯体生存都难以为继的话，他们也就陷入了绝境——被取消生存权的绝境;那种长期处于隐忍的、屈服的、暗伤的情感不可遏制地在临界点上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那么，到底谁有罪?是工头、民工，还是我们?在这种“罪感”的氛围中，任何人都已经不可能站在超脱的立场上，表达同情和怜悯、厌恶和憎恨。面对中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矛盾，我们禁不住要扪心自问：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构成了这种人性交恶之网的一根丝线呢?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能够自觉用爱心和行动抵制人性的顽劣和退化?我们不得不感叹：在集体的冷漠和鄙弃下，和弟弟吉久、哥哥吉宽一样的打工者太需要温暖了。然而，在当下重新复活的阶级或者阶层矛盾的笼罩下，“温暖”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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