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两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一人物画卷

作者:郑轶彦




  关键词:文化 木兰 人物 主题
  摘 要:南北朝民歌《木兰诗》与迪斯尼公司拍摄的动画片《花木兰》是在中西方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同一题材作品,它们分别呈现出具有不同文化色彩的主题思想,而其中的人物形象刻画也显示出各自不同的魅力。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农业历史文明的国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作的劳动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孝”为伦理道德标准的家长制父权社会。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基本体系和核心思想的儒家学说,因倡导“仁”“礼”而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至汉代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流传千载,现今仍作为中学语文课本选文的南北朝民歌《木兰诗》的主题思想,实际上就是通过“木兰”这一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儒家伦理精神“忠”“孝”,特别是“孝”进行了生动、鲜明的文化诠释,表现了一种建立在亲情心理基础上的、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人性意识和人道关怀。
  在《木兰诗》中,全诗从一开始就尽力铺陈渲染木兰替父从军的起因,着重从家庭伦理道德角度,对尊老爱幼的女儿在特殊战争年代以独特方式表达的一片孝道进行浓墨重彩的描绘,并有意淡化了木兰“女扮男装”带来的社会政治不良影响。其后,全诗对木兰戍守边关十二年的艰辛磨难和机智英勇,却仅仅用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以及“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等简短的几句诗句进行概括描述,以略笔带过。作者在这里虽然也借此体现出了儒家文化中另一个带有鲜明政治伦理关系的重要思想“忠”,但从描写程度上看明显不及充满血缘伦理关系的“孝”。之后,用了整整一个诗段,笔锋转向描写木兰弃官回乡,重拾红妆,却不谈其婚姻,再次突出回家侍亲尽“孝”这一主题,同时也很巧妙地回避了木兰女扮男妆后军功卓越而可能产生的“巾帼不让须眉”对封建男权社会的冲击。整首诗洋溢着一种建立在亲情本性关系上的人伦精神,包括这段诗中的“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宣扬的仍是弟敬姊爱、充满长幼之亲的儒家亲亲伦理思想。只有在全诗的最后一段才借木兰之口提出“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很隐晦地闪烁着一点男女平等的光芒。
  由此可见,《木兰诗》中所塑造的木兰是一个受儒家伦理文化推崇,以“孝”当先、有着浓郁人性亲情的坚强女孩。在这个勤劳善良、柔中带刚、尊礼敬德的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彰显出来的深厚的人文内涵。这一故事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正是来自于“成孝敬,厚人伦”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心灵的撞击。由于“孝”文化已深入普通百姓心中,形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人性意识和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变为了一种全民族发自内心的道德自觉,故而《木兰诗》中的这一木兰形象深受华夏子孙喜爱而得以千古流芳。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木兰诗》指向的是以“仁”“礼”为基础的和谐友爱、亲切温馨、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反映出了一种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审美理想的人文精神。“在迄今最完备的世界民间故事《民间故事类型》中,我们找不到和木兰故事情节相似的故事类型。”①作为中国文化载体、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木兰故事是因文化的独特而独特,因此在文化道德观念不一样的印欧语系民间故事中,不可能找到与之相同的情节模式。
  一九九九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吸收和利用“木兰从军”这一中国民间故事,将其改编为儿童动画片《花木兰》,以游戏化的故事内容和表现形式展示出了别样的融入了西方文化的故事主题。它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通过幻想和假定,描绘了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有着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物形象——花木兰,在其身上西方文化色彩表现得分外鲜明强烈。首先,片中花木兰的家庭拥有很浓的民主氛围,木兰作为家里的独女,在婆婆、爸爸、妈妈的宠爱下自由愉快地成长着。她淘气顽皮,我行我素,同时又富有爱心和侠义之心,看到男孩子欺负女孩子时便出手相助,打抱不平。她不愿压抑本性去遵循“三从四德”,为了应付媒婆的提问偷偷在手臂上作弊。她敢于在大街上像男孩子一样骑马,敢于当着钦差大臣和众人的面反对征召有残疾的父亲出战,敢于在饭桌上愤然砸碗反对父亲做出应征打仗的决定,乃至于最后独自冒着要被杀头的危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观的、尊重人的个性和权利并主张冲破宗教神学以及封建势力对人束缚控制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随后,影片描写了木兰女扮男装的身份因受战伤接受医治而被识破,因此被大军遗留在雪地上。此时,片中特写了一段花木兰与被贬的护卫龙木须之间的对话:(木须)“就差那么一点,一丁点,老祖宗就得重新看我,让我连升三级,唉,千辛万苦全泡汤了,唉。”(木兰)“我真不该从家里跑出来。”(木须)“唉,得啦,你是为了孝顺你爹嘛,谁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丢了花家的脸,连朋友都不理你了。我看你只有学着想开点了。”(木兰)“也许我并不是为了爹爹,也许更重要的只是想证明我自己有本事,这样往后再照镜子,就会看见一个巾帼英雄。可我错啦,我还是我自己。”这段对话明确揭示出这部西方化的“木兰从军”影视文学作品有着与《木兰诗》完全不一样的主题:木兰女扮男装,不仅仅是为了救父亲,更主要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为了凸现这一主题,编剧还在故事开头写一场木兰参加选秀失利的戏。在媒婆“不管你怎么打扮也不可能为你们花家争光”的咆哮声中,木兰回到家里伤心自语:“何时才能见到我用真心歌唱?!”之后,木兰的父亲在花园里安慰失意的女儿说:“啊,你瞧,今年的花开得多好啊,可你看这朵还没有开,不过我肯定它开了以后将会是万花丛中最美丽的一朵。”与之相呼应的是在片尾,木兰带着皇帝赐给花家光宗耀祖的单于宝剑和皇帝佩玉在鲜花盛开的花园见到父亲,父亲丢下宝剑和佩玉抱住木兰说:“花家最大的荣耀就是有你这样一个女儿。” 这已进一步展现出动画片《花木兰》的主题,就是对荣誉和利益等个人价值充分认同和张扬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思想的阐释。其实影片早在描写匈奴进犯中原,皇帝和大臣商量决定征兵的对话里就已显露出了与重视群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反的西方文化:(将军)“恕臣直言,我的重兵能够阻挡单于的部队。”(皇帝)“记住,有备才能无患。一粒米可以改变斤两,一个勇士有时候可以决定胜负。”
  从中西方文学作品对“木兰从军”主题的不同选择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中西方文化中对国家主义的理解也存在巨大差异。《木兰诗》中木兰十二年浴血沙场、马革裹尸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的是从以“孝”为核心的儒家血缘伦理关系引申出来的以“忠”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国”是“家”的一种扩大和延伸,“国”与“家”是共存亡的关系,“卫国”实际上就是“保家”。这是一种“由重家庭到重宗族,由重宗族到重民族,最后延展为强烈的爱国精神,这种民族自尊感和爱国精神最终潜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并随着民族的承继延绵着”②。西方文化对国家主义的理解“从历史根源上来看,国家主义是古代罗马人的英雄主义和功利主义在近代的重现,它的媒介是人文主义运动所培养的世俗精神和宗教改革所加强的民族意识”③。这就是为什么从西方文化观角度改编出来的动画片《花木兰》,虽从题材上看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影片却没有表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沉淀,它所选择宣扬的恰好是众多西方电影常爱突出渲染的个人英雄主义。
  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促成了西方人性意识的复苏,强调个人的人性权利和追求感性快乐成为西方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部西方人改编的动画片里,花木兰与李翔的爱情故事是影片中相当重要的一条叙事线索。其中,木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是高扬人的个性解放,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观的人性化表现,正如《花木兰》片末的主题歌所写:“我眼中的我自己,每一天都相信活得越来越像我爱的我自己。我心中的我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用心去珍惜。”木兰与李翔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因木兰在报名入伍时与别人发生争斗惹出麻烦而受李翔呵斥。接着,木兰又因初次新兵训练中表现出的武艺不精而在身心上备受李翔打击。但木兰勇敢执著,不软弱,不妥协,不断地自我超越,使其技压群雄,甚至最后在比武中毫不留情地一举打败自己的统帅李翔,赢得了众人包括李翔的尊重。这里,木兰的所作所为,已完全不同于儒家文化提倡的中庸之道。从李翔对花木兰瞧不起——尊重——感谢——排斥——爱慕——喜结良缘,木兰的爱情故事可谓一波三折。正是这一波三折中花木兰大胆机智、独立自主、追求自我、不断超越、敢于牺牲的个性化表现,显示出了渗入西方文化的现代人文精神。同时,这部影视文学作品在对自然人性欲望的描写上也不像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观所倡导的那样含蓄委婉,而是显得大胆直露。当花木兰他们这队新兵开往前线准备打仗时,在行军路上唱的是这样一首歌:“咱们行军翻山越岭……想一想那个可爱的女孩。听我说,这女孩招人爱。“我的姑娘说我漂亮,我是她意中郎”。歌词理直气壮地从人性角度袒露出男性士兵内心世界对异性自然真实的渴望。又如,在片尾木兰载誉而归,婆婆对木兰的妈妈很直白地说:“好极啦,她带回了一把宝剑,依我说她还该带回一个男人。”英俊帅气的李翔应声而入:“对不起,请问花木兰是住这儿吗?”对此,虽然独身在家,但已到古稀之年的腰弯背驼的婆婆在惊愕之余,居然喊出的是这样一句:“下次再打仗,我也去!”这句话对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无疑是有违礼教的惊天动地之举,不仅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即使是在当下的中国现代社会也让不少人汗颜。
  综上所述,通过对作品主人公木兰人物形象分析,我们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感受到了双方互放的夺目光彩,为如何建立平等和谐的国际共同社会进行一些思考。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郑轶彦,重庆市人,重庆教育学院中文系,硕士,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教育及教学研究。
  
  ① 吴青青:“花木兰”电影的叙事逻辑和文化阐释,福建艺术,2005(4)。
  ② 张国俊:中国文化之二难,小说评论,1998(5)。
  ③ 赵 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