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鲁迅的反商业化思想
作者：黎保荣
摘 要：反商业化是鲁迅思想文化启蒙的重点之一。本文分析鲁迅所指出的在出版、销售、创作、评论等方面的商业化弊端，鲁迅反商业化的原因、手段以及其思想的深刻性。
鲁迅到上海后，按他《“京派”与“海派”》的说法，他是“近商者”，“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成为自由职业者，摆脱官职的限制，“商”的环境给了他生活的保障与身份的自由。但这并不是说鲁迅与商业同流合污，他把环境存在与思想独立分开，正如日本留学时期他拿了清政府的钱，学自己所欲学，反清政府一样，他得了商人的稿酬，写自己所欲写，反恶劣的商业化，进行思想文化启蒙。
一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入木三分地指出“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在另一私人场合，又鞭辟入里地评论“盖上海书店，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则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化本钱，四欲大发其财”①。这就是对恶劣“商业化”的精辟论述，即唯利是图、空虚或无关痛痒，不批评政治或保持政治中立，又贪婪又狡猾，有名无实。
鲁迅对文化传播中的商业化有着形象的概括，即所谓“三气”：洋场气，商人气，流氓气。“洋场气”者沾染了都市洋场的风气，空有浮夸而实际空虚一片，“所谓洋场气，是不足惧的，其中空虚无物(因为不过是‘气’)”②，鲁迅这句话表示了对“洋场气”的本质认识与轻蔑态度。
至于“商人气”，鲁迅更是时时提及：
“上海到处都是商人气(北新也大为商业化了)，住得真不舒服”(《书信•290820•致李霁野》);
“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280530•致章廷谦》);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340920•致徐懋庸》)。
短短三句话，显示了“商人气”的多重特征，即文学与出版的商业化，上海都市无所不在的商业气息，商业化对高尚事物(如北新)的破坏，商业与政治的合谋或手段的相似，商业化是徒有标签内里空洞无物的，商人气制造压抑感(心理的压抑、经济的压抑和权力的压抑)。
还有“流氓气”，或者“这里的有些书店老板而兼作家者，敛钱方法直同流氓，……大约开书店，别处也如上海一样，往往有流氓性者也”(《290708•致李霁野》)，或者“上海秽区，千奇百怪，译者作者，往往为书贾所诳，除非你也是流氓”(《300903•致李秉中》)，或者“上海的文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340920•致徐懋庸》)。前一句既表达了“商”(书店老板)、“文”(作家)合体是流氓的身份，也表达了流氓的目的在敛钱及敛钱法的卑劣，还表达了流氓性的普遍，为大多开书店者所有。中间一句说明了书贾流氓的欺骗性、“秽区”气，损害作者译者利益。末句指出上海文场的凶险，以及流氓的动物凶猛、手段高明、最终得益。
此外，鲁迅对实行一派专卖、圈子意识霸道的上海刊物非常讨厌(《351118•致王治秋》)，对一出锋头就显病态排斥同志私心太重的新作家刊物，也痛心疾首，希望整顿(《360523•致曹靖华》)。除了圈子(专卖)意识，鲁迅同样不放过“投机”意识或赶时髦意识。“革命”既然办起了革命咖啡店，书店更是频频举起招牌，他批评书店“投机的居多”，招牌换了一块又一块，去年用“无产阶级”招牌，今年要用“女作家”招牌，何等花哨、不切实际、不重文化，以致造成书店旋生旋灭的局面，趋时即易过时(《290708•致李霁野》)。而在给李秉中的信中，他感慨万千：“近来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而作者殊寥寥。”③一句话就使刊物的注重流行、招牌与有名无实的面目暴露无遗。鲁迅在另外的场合把这种意识命名为“滑头”意识，它既欺蒙又卑劣，重名声不重内容，但往往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这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致宫竹心的信和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致李霁野的信中可以见出。《“商定”文豪》可说是糅合了投机意识和圈子意识，封建文豪、革命文豪、真假文豪、新旧文豪，什么流行就有什么文豪，这是一种“商定”;另一种“商定”是以几个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的“酷评”划定势力范围，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当然要能卖钱才行，不然“文”就“豪”不起来了。
三种“气”，两种“意识”，集中反映了在出版、销售、创作、评论等方面的商业化倾向，概括起来，不外乎“策略”和“思想”两种商业化，当然二者不能截然割裂。所谓“策略”，着重产品、手段和利益，前述的“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敛钱方法直同流氓”、投机或招牌意识等都是商业化的策略;另外的商业化策略，如以性(色)为书籍销售手段(《书籍和财色》)，在自编的世界文学家或史学家辞典中滥竽充数，不知廉耻(《文摊秘诀十条》)，或者如《书的还魂和赶造》中的粗制滥造、改头换面，以“大”或“多”或“廉”引诱误导读者。究其原因，这些策略的出现是出版者“明白读者们的心想”“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书的还魂和赶造》)，摸准了读者的心理和钱包，才能有利可图。而所谓“思想”的商业化，是指在创作、评论等过程中，作者的思想、见识、人格等也受到恶劣的商业化浸染。如《商贾的批评》指责批评中的“商人见识”和无理取闹，《六论“文人相轻”——二卖》里那些无聊的文章则是什么都可以“卖”。以上种种，都具商业化的形态与实质，都贻害读者，唯利是图，以营业为目的。就连对喜爱的刊物《语丝》，也因其滥登广告而失望退出，可见鲁迅对商业化的极大反感、轻蔑与厌恶。
二
那么，鲁迅在指出文化传播商业化的种种弊端之后，又如何“反商业化”呢?
其一是办好刊物。如许广平在《札记》中回忆的，他认为刊物应有个性，不可雷同化，要有新生力量加入，这样就为刊物定下了特色。例如《语丝》的敢说话，《莽原》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就显出刊物的个性。另外，他指出未名社的立足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书可靠(《261205•致韦素园》)。而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给姚克的信中，他谈及他想出一种刊物，专门介绍“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的东西。两封信观点相似之处在于“可靠”和“有益”，这保证了刊物的质量，保证了深度影响力，而多出版则保证了刊物的数量，保证了广度影响力，而这些应是刊物的“立足点”。
其二是认真。所谓“洋场气，……敌不过认真”(《290624•致李霁野》)，正可以看出他的认真态度。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批评中国人的不认真，认为“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④。可见他对认真的高度重视。他办刊物亦如是，整天又写又译，看稿改稿，小到封面、标题、字号、标点符号、分行、色彩、校对等等都一丝不苟。他就是以实际的范例教导人们工作要严肃认真，才能把刊物办好。
其三是有利读者。鲁迅的期待(理想)读者应是认知、教育或审美型的读者，或者说是阅读、理解、欣赏他所编书刊的读者，而非娱乐型、消闲型的读者。“读者也因此得到有统系的知识，不是比随便的装饰和赏玩好得多么?”⑤黄源在《鲁迅先生与译文》中也提及鲁迅的这种读者意识，即《译文》只是供给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为此，他要求刊物对读者诚实，不欺骗读者，不使读者上当，这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致李霁野的信就可看出。他甚至宁愿亏损也要印制装订较好的书刊给读者，这令许广平大为感动，“这种替读者想的一种无我心情，我是时常体会到的”⑥。又如他在自费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印了“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字，在对抗书报审查制度的同时，又是以有益读者为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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