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与审美选择

作者：陶丽萍

　　与上述作家一样，沈从文对封建专制统治和传统文化也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认为“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在他看来，以孔子及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的组织上”。而“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不仅如此，沈从文还明确意识到这种历史病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认为这个“历史的鬼”使“我们做什么总没有力气，我们多数人成天便仿佛在打盹里过日子，我们的懒惰，可以说是曾祖著的书，祖父穿的衣服，爸爸吃的东西共同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对这个以“礼”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理想构成的传统文化模式和文化心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以“城里人”为解剖对象，展示了他们表与里、言与行处处相对立的矛盾。在他笔下，那些生活在大都市的“文明人”，虽然熟读子曰诗书，但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下，人性或扭曲变形，或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阉割了的人生。他们胆小怕事，虚伪做作，对人对国家毫无感情，对事业对民族毫无信心。这里，有饱食终日，无聊至极，专以欣赏女人发型为乐的岚生，有同床异梦，夫妻之间都另有所爱，却违心地维持着一个表面体面的家庭的绅士和太太，有“稳健”之下深藏着庸俗与卑鄙的大阮，还有在虚伪伦理道德掩饰下浅薄、卑俗的教授、学者。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以讥讽揶揄的笔调，写出了城市中阉鸡式的人生，在他们被异化了的无光无热的灵魂里，聪明与虚伪共存，大度中含有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透着怯懦，人类古老的价值与道德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苍白空虚、如行尸走肉一般的躯壳。
　　目睹一个古老民族在传统文化重压下的萎缩，以及在现代侵略势力压迫下的软弱无能，沈从文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认为如果不能在全民族中重建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因此，从振兴国家和民族出发，沈从文迫切希求“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以实现“民族精神的重造”，表现出对“五四”思想启蒙一定程度上的延续和继承。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郁达夫的“零余人”，老舍的“北平人”，还是张天翼的“都市人”，虽然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从不同侧面进行着对民族性格的批判和改造，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以现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为支点，以建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化为指归，从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科学技术中寻求理想的蓝图。而沈从文却由于他思想意识中那抹不掉的“湘西世界”的传统人性和道德标准，一种更为保守而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着他，因此沈从文反其道而行之，从民族的古井中汲取新鲜的活水，把探寻的目光集中在已消失或断裂的文化形态上，这就是他的故乡湘西。
　　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名成员，沈从文对湘西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不仅看到这里“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而且发现了尚存留的那些“极端土地性的人物”和极为独特的风土人情里绚烂多姿的荆楚文化遗风。作为一个断裂了的文化形态，追求独立自由，强调精神愉悦的楚文化与讲自制、重伦理的传统文化是根本不同的。正是楚文化的活泼灵动、浪漫多情不仅形成了湘西这种特殊环境下富有情味的自然文化心理，并且也决定了沈从文的人生态度和审美选择。在他看来，情意化的楚文化较之正统的传统儒家文化更具有人情味、人性美，更有利于主体人格的个性发展。因此，沈从文始终如一地热爱着湘西，努力从湘西的荆楚文化遗迹里发掘和表现一种自然、活泼，充满强力的生命形式，以对抗封建礼教所造成的国民的病弱和内抑制，从而建构起以南方的荆楚文化为参照系统的理想社会，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或者说，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重造民族品格的现实途径。对此，当年的女评论家苏雪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表现出要为古老的中华民族输入“健康雄强的人生观”的强烈愿望。
　　也许，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再也找不出像沈从文这样虔诚而天真的作家了。他始终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格，始终不放弃对美好理想的瞻望，并以一个充满了蛮野、犷悍、雄强和原始情欲激荡的生机勃勃的湘西世界，与尚不够完善的现代文明和传统的老大文明相抗衡，渴望实现人性的复归和民族性格的重建，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超前的历史意识，赋予他的“湘西世界”以迷人而独特的光彩。但是，遗憾的是，沈从文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但不是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他认识不到以人性复归，民族品格重造为目的的思想变革，必须与推翻私有财产制度及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变革互为条件，否则只能成为一种主观的空想，正如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异化学说时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异化，作为这种外化和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的意义，乃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因此，沈从文提出的“工具重造”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审美教育”不无相似之处，而这，社会实践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善良，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出一个旧民主主义作家难以逾越的思想上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陶丽萍(1965-)，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后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 鲁 迅.华盖集•十四年读经.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
　　[5]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
　　[6]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第十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7] 苏雪林.沈从文论[J].《文学》1934，3(3).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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