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从古诗词中看生命悲感对文人的影响
作者：姚秋霞
摘 要：古代诗人通过诗歌不仅表现了他们感悟到的宇宙意识，也表达出了宇宙无穷与人生渺小对比下的生命悲感，进而体现出他们不同心态下的不同追求。
在古典诗词创作中有一种现象让诗人变成了哲人，他们以冷静的态度认真思索着人生的短暂与宇宙的无穷这一矛盾而对立的命题，并从中领悟到一种“永恒”的宇宙意识。当他们从无数的自然现象中感悟到生命的短暂易逝而自然昼夜交替、日往月来、循环往复亘古不变时，便由衷地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悲感，《论语》中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面对昼夜不停流淌的河水发出感叹的时候，大约他已经感受到了人生的短暂。人类虽世代无穷，但每一个个体都生命有限，在浩瀚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的映照之下，人是极其渺小的，日往月来、花开花落不能不让人感到青春易老，年华易逝。在永恒的宇宙面前，人感到了生命短暂的悲哀，《古诗十九首》写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曹丕见昔日所种之柳已经过十五个春秋，而当时的旧人多已凋零，也不禁“感物伤怀”(《柳赋》)，王勃在《滕王阁诗》中亦写道：“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刘希夷也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诗人不仅体悟到了这样的生命悲感，而且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在诗词创作中体现出来。面对这样的悲感或无奈，诗人不得不深入思考，进而重新定位人生的价值，选择相应的生活道路，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及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人生经历等，选择自己的人生态度，无形中人生追求与人生道路也随之改变。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在宇宙与人生这一哲学命题影响下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不同的文人心态及人生追求。
一、生命悲感下的自持与积极进取
面对宇宙无穷与人生苦短的无奈与感伤，个人在天道循环中的不幸与被抛弃凸现出来，时间对人生产生了巨大的意义，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握人生，尽量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使人们的时间意识、追求意识得到加强，故而感伤往往也可转化为进取的力量、豪迈的激情，在时间的催逼下，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去追求生命的价值，挖掘生命最大的潜能，让有限的人生发出最绚烂的光彩。曹操在《短歌行》中不仅写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更写出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安定天下的愿望。而在《步出夏门行》中又抒发壮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发出了时代的强音。陈子昂面对生命悲感同样写出了“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的报国之志，尽管在建业无望，人生极度孤独之时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愤和感叹，但人们却见出其远大壮烈的政治情怀。杜甫更是倾其一生忧国伤时，在悲悯之中体现出对国家政局的关怀与注视，即使是在晚年时不我待，生命即将飘落，生命悲感愈发深重之时，他仍能以一种与宇宙天道一致的循环视线把握悲情，体现自持。其晚年的《登高》诗就极具典型性。“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落叶纷纷而下，江水奔流不息的凄凉秋天里，时令和时间一刻不停地催逼着落叶，催逼着人老，但作者在看到树叶飘零之时，也看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滚滚而来的新生。不仅如此，杜甫还在诗中从个人的乡思绵邈及感伤中超脱出来，进入壮志难酬、老骥伏枥的悲慨境域，尽管秋悲人老，但其人生态度仍是积极的。在生命的悲感中，许多诗人依据自己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理解在诗歌中表现出了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生命悲感下的人生幻灭与及时行乐
面对自然的循环往复与宇宙的无穷无尽，人们产生了悲剧意识，时间的流动带来的是物是人非的感伤，人在时间和宇宙中沉沦，而大自然中的诸多事物却在永恒之中以万古长新的姿态呈现出来，悲剧意识便不断加重。自然的永恒和人事的沧桑使得人不仅渺小而且无奈，人生无法预料，更无法把握，任何自然和人事的变化都可能给人带来灾难或毁灭，这使诗歌创作中的亡国乱世之悲比比皆是，而盛世之悲又加深了诗人巨大的孤独感，张养浩就写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因此，当人生价值的积极意义被消融在一种巨大的幻灭感中时，诗人不仅感到人生是一场梦，而且认为政治无意义，人生无意义，生活了无意趣。于是，一部分诗人怀着避世心理，追求淡漠情怀与淡漠境界，他们不再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丧失了进取的热情，在诗歌中也表现出绝望的情绪和幻灭感，如：唐末韦庄的《咸通》，清初吴伟业的《圆圆曲》等；另一些诗人在关于生命价值的沉思中走向了有悖于传统的另一条路，当人的生命终究要消失这个悲被凸现出来的时候，人生之乐也就特别值得追求。于是，传统的信仰在他们这儿失落了，他们以消极或无奈的心态对待人生，进而把人生的价值和政治的追求剥离开，而去及时地寻求人世的欢乐。
在古代的诗歌中，与儒家文化相左的及时行乐的心态在不同的时代均有所体现。《古诗十九首》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歌咏了纵情享受人生的观念。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在面对宇宙无穷、人生短暂这一矛盾时，用许多诗歌来体现他的孤独感、寂寞感，并强调个人享乐，他写道：“春容不再芳，春华不再扬；我欲系游丝，游丝徒尔长；飞来双蛱蝶，缀我罗衣裳；顿足起与舞，上下随春狂。”(《春芳曲》)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与自然混为一体，在自然中享乐的情景。显然，当杨维桢面对人生无常、好景不长的生命悲感时，他的诗是以乐观的形式出现的，大自然对人有一种限制，但人也能突破这个限制及时地得到欢乐，于是，这首诗中就有了一种气势，为寻找自己的快乐什么也挡不住的气势，这种胸无大志及时行乐的心态在儒家看来是一种消沉，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是消极的，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市民心态的反映，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只不过与传统的价值观不相一致。在这方面，诗人唐寅也极具代表性。面对命运的捉弄，面对人生的无奈，他写道：“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一世歌》)生命如此的短暂而又偶然，他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通过思考，他产生了以“及时行乐”为核心的人生态度：“不烧高烛对芳尊，也是虚生在人世。”(《一年歌》)“……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唐寅的“及时行乐”实际是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后，寻求的一种有悖于传统道德，但更符合自己天性的生活。
三、生命悲感下的心灵宁静与豁达超然
当中国诗人逐渐领悟到一种宇宙意识，一种超时空的永恒观念时，便会加重生命的悲感，但同时也使一些诗人对永恒产生了敬慕，他们以平和的心态来歌颂永恒，以豁达超然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悲壮，并试图从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文化中追求平衡，寻求解脱。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就把永恒作为人生的对立面，以人寿的短暂与宇宙的无限相比，从而歌颂永恒“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当诗人以江月意象把读者引入永恒的境界时，他的心灵是宁静的，心态是平和的，尽管江月无情，但人却有情，“人生代代无穷已”使人生的无尽与永恒的江月或宇宙相遇了，生命的悲感便被淡化。不仅如此，在诗的末尾“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虽写时光易逝，人生短促，而在作者看来，尽管游子思妇终不能朝夕相处，处境堪怜，青春可悲，但又反衬了因能看到江月的万古不灭，而可歆可羡。所以，尽管从碣石到潇湘路遥人远，可由于心态的平和，便觉江月也并非无情，以“落月摇情”来做为人生的慰藉。在面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的关系上，苏轼更是以辩证的态度显得豁达超然，比张若虚更进一步。他虽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却能豁达地看待事物变与不变的相互关系。在《水调歌头》中，起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先点出了永恒的观念，自然的伟大与人生的渺小在皎洁的月光下映衬得异常醒目，进而又意识到无法超越时空限度，于是，他便以庄周的相对主义观点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既不悲愤激昂，也不沮丧灰暗。“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当你以超然的姿态看待清风明月时，可能就会发现天上未必有人间之乐而人间却可能得到神仙般的感受，虽然在永恒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悲欢离合，但当以超然达观的态度看待它时，也就无须自怨自艾，生命悲感得到了消解，词的结尾作者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既然人生与自然都会有自古难全的憾事，那么就互祝平安，同赏明月，共同思念吧，达观的态度终使心灵获得了相对的宁静。
宇宙永恒的伟大需用人生的渺小来陪衬，陪衬相比的结果是产生了浓重的生命悲感，而这又使诗人以不同的心态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姚秋霞(1963- )，河南获嘉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地方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