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
作者：袁文丽
摘 要：生存问题是人生的基本问题。阮籍面对残酷现实对社会人生提出的诸多难题，表现出深沉的生存悲剧感，进而迸发出一股强烈的生命意识，流淌于其诗文之中。阮氏把审美艺术活动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与人类的生存活动等同起来，凸显出个体激越的生命情绪，试图从超然的角度阐释人生，使其诗歌富有深刻的历史和美学意蕴。
“生存”就是人的本然状态，只要不死，他就无法逃避生存。人们只能立足于自己的生存活动去解答生存提出的问题，去探索宇宙人生之道。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总是从它本身的可能性——是它自身或不是它自身——来领会自己本身。”阮籍面对黑暗现实的悲剧，面对残酷现实对社会人生提出的诸多难题，表现出深沉的生存悲剧感。其虚无的生存之感，对人生无常、生命有限的忧患与抗争，体现了主体对生命的眷恋与执著，对生存的审视与反思。读其诗文，一股强烈的生命张力时时喷涌而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像一条血脉流动于阮籍思想的始终。生命情绪亦成了阮籍诗歌中的一种情感基调。阮籍从本质上说是一位悲剧意识很深的诗人，其放达豪迈的艺术人生方式，自由玄虚的诗歌创造，目的是想从悲剧中解脱出来，将悲感化为乐感。正如弗洛伊德所讲的艺术是情感的释放和升华，阮氏正是在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的过程中，体会着那种超然和释放的快感。
生命主题是贯穿文学史的基本母题，深受历代文士们的青睐。然而每个时期的主题都烙下了时代的影子，表现在外在形式上也有所差别。如《古诗十九首》的很多作品通过爱情表现一种生命意识；建安文学则流露出文人们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实现社会生命的永恒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到了正始这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社会分裂动荡，人心叵测，原来所追求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信仰显得极其虚弱甚至出现危机。文士们济世理想终成泡影，终日惶惶恐恐，只能以魏晋风度来证明他们生活的苦难和人生的悲剧，以狂放的行为来做最后的抗争。这是阮籍代表作《咏怀诗》走向深沉和隐晦的一个重大契机和极好注脚，诚如钟嵘《诗品》所言：“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用灰色的笔调描绘了一种灰暗的人生境况，其突出的命意则是人生存在的悲剧，表现了当时充满悲观、虚无、危机、焦虑、绝望、荒诞的时代精神，也描述出作者孤独无奈的痛苦生存心境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反思：
一日复一日，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当时统治集团在政权的激烈角逐当中，对正直的知识分子和政敌进行残酷的杀戮，名士们时有身首异地之忧。残酷的现实和生命本身的短暂这双重的阻力，在阮籍的心里激荡起强烈的生命情绪，并陷入痛苦的冥想当中。社会充满危机和陷阱，充满罪恶和荒诞，一切变化不可把握捉摸。阮籍的一生如履薄冰，生活于悲剧之中难以摆脱种种灾难，生存的状态充满了惶恐、烦恼和焦虑。萨特曾指出，“人的最真实的存在是处于孤寂、苦闷、绝望等阴暗低沉的情绪下的存在。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一个突出的特征。人在造就自己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一种动荡的、不安宁的 、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人对自己的选择无规可循，对自己的未来无法预见。因而人总是感到孤寂、烦恼、绝望。”阮籍的烦恼和焦虑是人类的普遍情绪，而这个普遍情绪又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显得更加的突出，是关于活着的痛苦呼告，是生命孤独的体验。他在诗中发出沉重感叹：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独自坐在高高的空堂上，遥望茫茫的天地间，唯见孤鸟、离兽，整个世界似乎找不到可以倾诉心语的人。诗人以强烈刺激的画面，勾勒出了一位诗意的孤独者独自沉吟的形象，阮籍的整个身心都忍受着“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的孤独哀伤愁绪的煎熬。这是一种深沉的“忧生之嗟”，其根源于人的本能之被压抑而产生的精神失调、苦闷的情感，是追求自由的阮籍与严酷的现实环境对其进行种种束缚、压制而激发的矛盾。用存在主义的语言言说即是，由于个人总是维系于他人，结果个人成了他人意志的玩偶，个人的本性脱身而去，被一个异己的他人占有了。于是，不尽烦恼滚滚而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阮籍的出仕还是写“劝进表”的行为，都是当权者对其人格自由的剥夺，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他，失去了一颗平常心，整日徘徊无语，只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这种苦痛情结在他的其他诗作中亦十分凸显，如《咏怀诗》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中寒月照人，凉风拂衣，琴声自指下淙淙流出，惊起孤鸿哀号、宿鸟悲哀。在夜的深处，一颗孤独的灵魂在徘徊，在独自忧伤。这种悲哀沉痛、无可奈何的嗟叹，萦绕着阮籍生命中的日日夜夜，使他终生咀嚼不尽生存的苦涩，因而也凸现了一个沉重的生存、一个孤独苦闷的灵魂。他就像尼采一样，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漫游的荒原之“狼”(尼采说自己是“孤独之狼”)，失落了心灵的家园和情感的栖居地，他生命中的所有一切均陷入空虚和绝望。阮籍的孤独情结又转换为审美体验的媒介和艺术创造的催化剂。在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阮籍艺术世界的一个富有美学魅力的母题，因而使他的诗歌具有别样的沉郁之美。因此，孤独包含着深刻有趣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孤独是精神信仰的深刻危机，这无疑是“存在之家”的丧失和强烈焦虑的来源，造成精神的痛苦和空虚；另一方面，孤独又是精神界有意识的沉醉对象，是想象力借助于审美体验的自由解放，属于心灵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高蹈和漫游。因而，孤独具有了一种悲剧的美。阮氏身处的特定时代，使其孤独苦闷的情结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内涵。据《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生活于朝不保夕的社会中，生命得不到保护，人生被冷落，欲隐不能，欲仕不忍，浓重抒发的无可奈何的忧生情绪更显示出生命的脆弱、诗人内心的焦灼以及人生的悲剧。因此，在表面看来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这样的感叹是郁积于心的苦闷散发出的炽烈情感力量，正是这股炽热的情感力量，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的生命、存在思索的深化。
阮籍对生命意识沉重的感叹有着密不可离的历史传承。自先秦以来，对“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就深植于历代文人中，很多思想已经提出了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周公的保民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对人的个体生命的重视。但统治者为了称霸天下，编造出一系列的神统论来麻痹人民，人民处在长时期的神权统治之下，一切以神的意志为中心，忽视了作为个体生命而存在的意义。东汉末至魏晋易代之际，国家陷入混乱动荡，社会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忧患和磨难，人们对儒家长久以来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把目光投注在了自己身上，人的自我意识得到确立，人权向神权提出了挑战。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它实质上标志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因此阮籍的创作充满着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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