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凡人琐事里的真实世界
作者：王军宁
摘 要：抛开单一的政治文化视角，从日常生活的演绎里重读《三里湾》，就会发现一个国家、革命等宏大叙事所无法遮蔽的凡人琐事营构的真实空间。赵树理自觉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家的场景设置、日常生活的描写和爱情的生活化建构出合作化时期农村社会凡人琐事的真实世界。
在当今，乡村题材小说作家普遍以农民代言人身份投入到对乡村记忆和农民命运的热情叙述中。在这样的众语喧哗里，回头重读《三里湾》就有了一种独特和沉重的意义。这部小说在当时宣扬合作化的叙述热潮中，是一部不甚令人满意的作品；同样，在我们力图从历史和政治的缝隙里打捞彼时的乡村记忆和农民个体命运的今天，它仍然是一部无法令人满意的作品。但它却横亘在这两者之间，让你无法回避。它的喑哑低沉，它的模糊和动摇，使它成为那个时代一个独特而尴尬的文本。在回望整个十七年的文学时，尽管我们大多可以用政治一体化的简单结论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文学倾向，但我们在感叹这种政治一体化所造成的文学生态的贫瘠和失衡的同时，是否也意识到这样的视角本身正是对文学生态的破坏呢?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视角使得我们无法使十七年文学回到它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种种社会性冲动、意识形态幻觉、政治大气候，以及物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凝聚成的“符号”和“文本”。一旦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一个由凡人琐事构成的真实世界在叙事中再现。它们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说，完全被革命主题遮蔽或整合以致消隐或丧失。它们一直存在，姿态因挣扎的艰难而显得微弱而模糊，但确实一直存在着，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生态严重失衡的另一种见证。《三里湾》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与当下乡村题材小说日益注重个体和日常生活不同，十七年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日常生活的。如《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和《战斗到明天》等在建国初期受到严厉的批判，正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无情挤压。尽管意识形态一方面强调要表现普通人尤其是“工农兵”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抵触和遏制这种凡人琐事的描写。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所谓的“普通人”实际是高度典型化、理想化和英雄化的英雄人物。因此在当时很多作家笔下，普通人并未真正从“人”的意义上被关怀，他们的世界仅仅是作家们按照某种意识形态过滤而成的概念性的生活图解。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活也是如此。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一反“五四”启蒙时期的痴愚麻木，而是被神化和夸张成历史的主体，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图式化工具。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下，农民丰富复杂的生活被简单化，他们成为被任意编码的文字工具。尽管如此，仍然有一批正直而有良知的作家，敢于直面政治压榨下文坛的惨淡现实，以日常生活的真实重构来抗拒和消解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赵树理的《三里湾》在这方面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作者以家的场景设置、日常生活的描写和爱情的生活化建构出合作化时期农村社会凡人琐事的真实世界。
首先是在场景的设置上，以私人性的“家”来抗拒代表国家和集体性质的“旗杆院”。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除了旗杆院，就是家——村支书王金生的家、村长范登高的家和中农马多寿的家。小说以这三家为主要场景，以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全篇三十四个小节，以扩社和开渠为故事的推动线索，而具体的故事却大多在家里展开和发生。故事的最后也以灵芝和玉生“离了旗杆院，趁着偏西的月光各自走回家去”①结尾。这里的“家”，是一些重要事件进行和决定的地点，也是小说中有特别意义的对话产生的地方，更是小说人物“思想”、“激情”和性格揭示的场所。这种家的单一场景使小说空间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给人以亘古不变的稳重感。作者将一切琐碎繁杂的生活细节包容于“家”的球形结构中，在结构上避免了线性的松散，确保了一种紧凑和凝练。另外，传统的家庭伦理意识和传统的家庭人伦关系使得“家”具有原始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因此通过解剖一些典型的家庭或家族，能够更好地折射出中国社会的真正面貌。这一点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巴金的《家》都是成功的典范。而在一个以国家意志和集体意识消融个体意识的年代，赵树理的《三里湾》里“家”的场景设置更具有特殊的文化意味。一方面“家”的意蕴与他的写作初衷“劝人”暗合，体现了赵树理与其他合作化小说作者不同的眼光和态度：即他不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想象农村的阶级关系，而是认为合作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改造是家庭内部矛盾的和解，而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家”的私人化和稳定性更暗示着对宏大叙事的一种无声抗拒，使得作品可能在人生安稳的一面里揭示出当时农民生活中的本真状态。尽管这样的努力在当时的红色经典挤压下呈现模糊和潜隐的状态，但毕竟给当时文坛带来一种不同以往的清新气象。
其次是以细节和场面的生活化来挖掘现实生活的本质性东西。旷新年认为：“赵树理对于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以鲜明的特色区别于其他作家……他很少正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描写，通常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阶级斗争”②，其实这样的评价本身就已经陷入政治化视角的迷途。倘若我们有意忽略掉《三里湾》里面那些关于会议和合作化内容的描写，就会发现故事仍然是完整的，并且故事的可读性更增强了。因此跳出政治文化的视角来重读这部作品，就会发现农民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小说关注的焦点，而不是借以反映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如果抛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政治背景，《三里湾》就是一部描写农村家长里短的小说。”③《三里湾》中细节和场面的生活化表现在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农民生活中打铁、吃饭、串门、聊天、家庭纠纷、妯娌口角、分家风波、夫妻吵架等等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甚至是范登高对支部的怪话，马家父子自私而实利的打算，灵芝、玉梅和有翼等未婚青年的择偶盘算都一一形诸于纸上。小说对这些日常生活细节的肯定正是作者对农民真实生活中人性和生命的肯定。而在当时，服务于时代政治和国家意志的创作意图，使得一些作家无形中张扬了对那个激情时代狂热歌颂的一面，而无视和遮蔽了时代本身畸形的发展对农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如在《创业史》《山乡巨变》《不能走那条路》等表现阶级斗争的作品中，农村、农民一旦和政治、经济结合起来并高度政治化后，农村生活场景便失去了散漫性、自发性等本身特有的原生形态，细节描写亦沦为典型服务的附庸而失去独立的意义。作品中的风俗画、田园诗更是呈现表面化趋向，它们仅仅是作为一种带有“乡土气息”的叙事碎片，装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上。因此农民生活的本真面目并未真正走进当时作家的视野。而《三里湾》以日常生活的亲切感和对现实生活的贴近来描绘当时农村生活的底色和本相，将农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展示了那个时代文学中另一种叙事的真实。
最后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爱情的生活化。在《三里湾》中，生活是小说叙事的起点也是终点，是爱情的依托，也是爱情的归宿。在最初对《三里湾》的评价中，鲁达的《缺乏爱情的描写——谈<三里湾>中对三对青年的婚姻问题》、周培桐《<三里湾>中的爱情描写——兼评“缺乏爱情的描写”》以及了之的《爱情没有条件》等文都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谈到《三里湾》中爱情描写的缺乏。爱情作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 从来都是备受关注的。回顾“五四”以来的经典文学作品，无论是出自“为人生”派，还是扬个性的“为艺术”派，都不乏爱情题材。爱情题材在他们笔下虽然各有其不同功能，但爱情描写的魅力均以人性的张扬为前提。因此爱情成为考察文学中人性得失的一个公认尺度。然而早在诸多作家纷纷热情讴歌爱情时，鲁迅就以《伤逝》一文深刻揭示了爱情背后的现实问题，将人们从爱情的美好幻想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使人看清了世俗生活的真面目。《三里湾》呈现给人的爱情是否也是俗世生活里的真面目呢?一九五五年《三里湾》发表后曾被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一度红遍大江南北。根据电影的名字以及流行程度可以推测，这部小说里的爱情是被当时的观众普遍认可的。那么这样的爱情是否是当时农村青年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呢?联系此前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三里湾》是自觉站在农民的立场，通过生活化的细节和场景来展示民间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因此再现农民眼中的爱情是与作者通过日常生活来展示生活的真谛是相通的。赵树理在《谈<三里湾>里的爱情描写》中认为写农村青年花前月下地谈恋爱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农民眼中，爱情不是那种“灵魂被一种梦境所浮起”的奇妙而复杂、虚幻而飘渺的体验，而是与一日三餐实实在在的“日子”紧密相连的。“过日子”是农村婚配男女之间履行家庭生活的基本内容，是维系家庭生活情感的真实纽带，也是家族生命得以延续的温床。因此，“过日子”就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对婚姻和爱情目的做出的最佳诠释。无论是灵芝将“文化”、“进步”当成择偶的条件，还是玉梅关于有翼家落后条件的考虑，都和当时农村现实的社会风尚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最后的落脚点都是能否过好“日子”。至于小俊和满喜的婚事，虽然在一些方面有点急就章的意味，但如果从找个人“过日子”的朴素的农民爱情观出发，也并不是有悖情理的事情。爱情在这里是和“日子”紧密相连的，生活是农民爱情的依托，更是农民爱情的归宿。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来表现合作化时期农民的爱情，这也是《三里湾》与十七年其他小说的爱情描写不同的地方。时至今日，我们在新时期的新写实小说中，仍能看到这种建筑在凡人琐事基础上的爱情故事长演不衰。
总之，跳出政治文化的审视视角，从日常生活的演绎里重读《三里湾》，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革命等宏大叙事所无法遮蔽的凡人琐事所营构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给十七年文学增添了一抹温馨和绿意，更给以后的文学以孕育和启迪。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军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赵树理.《赵树理全集》[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9.2，263.
② 旷新年.《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写在当代文学边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0.
③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