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想象的盛宴
作者：杜国景
摘 要：想象力贫弱是赵树理的创作不能发展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形式的重要原因。但《灵泉洞》是个例外。它是想象的盛宴。受到大跃进初期的时代精神鼓舞，赵树理摆脱“铺摊琐碎”的表象思维，用浪漫的笔法，赞美了田金虎和众乡亲在灵泉洞和阎王脑“占山为王”的“共产”生活。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狂热话语中成功地嫁接了一回民间社会的价值立场，使作品具有了反讽的意味，这在赵树理的创作中非常罕见。
毋庸置疑，赵树理的小说很现实、很功利，其构思和主题往往直接来自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写作，甚至可以看作是“工作研究”一类的职务行为。而《登记》这类作品，又可看作是“赶任务”的受命之作。总之，由于总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赵树理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矛盾冲突等等，总要围绕“问题”的产生及解决来精心组织和结构，这对作家的想象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限制。文学创作不能没有想象，但如果仅仅满足于用想象来对生活经验进行扩充，其结果只会造成知觉表象的低级复制。想象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创造性地扩展人类的精神资源，让精神通过文学的方式获得更大的审美增殖。赵树理的小说当然也有这类性质的文学想象，比如有关乡村社会的民主、公正、平等、和谐、幸福、富裕、尊严等等，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中就随处可见。但应该看到的是，赵树理小说的这些想象过于依赖政治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实践。主体的精神自由恰恰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所以它小气、拘谨、琐碎、不开放。除了在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艺术形式的通俗化，以及幽默、平实、易于上口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外，精神的委顿、想象力的不舒展也给其作品带来不少遗憾，有些甚至是致命的。之所以从赵树理的价值立场不可能发展出大气磅礴艺术形式，想象力的缺乏至少是原因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正如一面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一面又能坚守自我的人格操守与道德底线，因而很多作品都不趋时随俗一样，像赵树理这样一度被当作“方向”来推崇和借重的作家，在建国后文学创制的历史诉求与民间文化的碰撞中，获得精神的自由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毕竟人类的精神与和心理是千差万别、浩瀚无比的。当赵树理完全沉湎于“问题小说”时，制约其想象力的可能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表象思维。“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而当赵树理在特定条件下受到现实因素的强烈刺激，企图从现实的困扰中超越出来，去建立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关联时，其思维方式就接近了黑格尔所说的另一种“形式推理”方式。这种方式“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而在这里，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努力放弃这种自由，不要成为任意调动内容的原则，而把这种自由沉入于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由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①。于是在脱离内容、超出内容，让自由沉入于内容之后，人的精神就是得到了释放。
赵树理一生特别注重实际，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他看人看事喜欢从微观着眼。用他自己的话叫“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②，这大概就是黑格尔所谓的表象思维。但是，例外还是有的。这个不再受制于表象思维，而借助意识形态的形式推理方式让想象力得到有效释放的例外就是《灵泉洞》。这是一部很少有人关注的小说“残卷”，只完成了上部。但它实在是想象力的杰作。对一向简朴、沉稳、敦厚的赵树理来说，更堪称“想象的盛宴”。
《灵泉洞》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赵树理自云：“我一般不写历史题材。”③的确，他写的都是现实题材，回到历史似乎有悖“问题小说”的初衷。以建国后为例，偏离现实回到历史的只有《灵泉洞》《金字》《杨老太爷》。其中《金字》是旧作重写，算不得是对“不写历史题材”的食言。《杨老太爷》按黄修己的说法，是针对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农村现实而借径历史，与“问题小说”初衷并未相悖④。剩下就是《灵泉洞》了。为什么它要回到历史呢?在笔者的印象中，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黄修己。他的分析是：《灵泉洞》上部固然写的是历史，但那是在“为下部反映现实生活作铺垫”，下部才是《灵泉洞》艺术表现的最后归宿，因为下部将要批判银虎的蜕化变质，那才“是他所极想提出以引起注意的问题”⑤。这个解释圆赵树理“不写历史题材”话也许是妥帖的。但我们以为现在更为重要的不是《灵泉洞》的立意，而是它的创作动机和美学效果。这个作品对赵树理来说极其特殊。
《灵泉洞》创作动机是大跃进触发的。赵树理自云，一九五八年秋前的半年多，“从现场看到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对一九五八年报上登的产量数字信以为真”⑥。这年三月八日，“中国作协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再跃进!争取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的大丰收!”当天，在京的一百多位小说家、剧作家举行盛大座谈会，竞相运用火热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来表示跃进的决心，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还代替几个未能出席会议的作家宣布了创作计划：茅盾写一个长篇，三个中篇。巴金除了一个长篇，三个中篇外，还要再翻译几部外国作品。曹禺则要编出五个独幕剧。做事一向不事张扬的赵树理也一反常态，他略嫌保守地表示，要写《续李有才板话》，“计划写三部。第一部，一个月左右可完成。希望大家督促，但也不要挤的太狠；我要求大的不被挤破，小的东西也能挤出来。”不知什么原因，《续李有才板话》最终没有动笔。而被大跃进一挤，倒是挤出了《灵泉洞》的上部⑦。
大跃进也许是中国人最富想象力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成功地以“形式推理”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建构。全民的建设热情迅速被鼓动起来了。连农民出身，一向沉稳、冷静的赵树理也开始热血沸腾、豪情万丈!《灵泉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动笔的。也许如黄修己所言，《灵泉洞》的主题是要通过银虎的蜕化变质来揭示当时某种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但现实的情况是，在那种轰轰烈烈的局面下，赵树理实际已经摆脱了囿于“铺摊琐碎”中的表象思维⑧，开始接近政治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形式推理，沉潜的想象力也跟着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当他要在作品中建立起历史与现实的某种意义关联时，历史表象不自觉地开始偏离政治意识形态逻辑，长久蛰伏的乡土想象以民间狂欢的形式呈现出来。
与其他反映根据地生活的作品一样，在抗战的形势下，《灵泉洞》大体也保持着农民、地主、党组织、村干部、民兵的乡村社会格局。不同的是，田家湾、刘家坪的形势要比别的地区严峻和复杂得多。据考证，《灵泉洞》的故事背景是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⑨，那正是太行地区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八路军游击队撤离后，田家湾和刘家坪真就成了乱离之世，简直没有老百姓的活路。日寇来了要杀，国军来了要杀，游寇来了也要杀。杀戮之外就是抢，抢粮、抢人、抢牲畜。抢不到粮食时，连种到地里的山药蛋种也要刨出来吃掉。八路军游击队刚撤离时，刘家坪的地主刘承业还能朝百姓抖抖威风。可弄到最后，刘承业自己也成了过江的泥菩萨。不仅粮食被抢了，家被占了，连儿媳也被糟蹋了。最后只得仓皇携家逃难，田家湾真正成了荒芜颓败的人间地狱。
于是，在虎狼成群的昏乱世界，田金虎有声有色的传奇故事就开场了。
在小说中，金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在别人眼里，他木讷、憨厚，甚至还有点鲁莽和傻气。但有一点：他粗中有细，所以所有的运气都让他给撞上了。而这些运气又都离不开一个地方——灵泉洞。因为跌了一跤，金虎发现了一个新洞，这一发现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新洞不仅是他的避难所，让他躲开了乱世的杀戮，而且还给了他智慧和爱情。危难之际，新洞又让他和小兰绝处逢生，把他们引向了一个叫阎王脑的世外桃源。这里不仅山清水秀，几乎与世隔绝，而且还有满世界的山珍美味。黄精、菜萋、甘萎、野百合、山葱、山韭、木耳、石鸡、锦鸡、鱼……连土都是能熬出盐来的碱土。用小胖他爹老李洪的话说，“要摆酒席真摆得起来!”有了这么一个神仙也住得的地方，金虎心里就踏实了。回到田家湾，刘承业跑了，村公所、县政府、军队全成了土匪，除此之外还有日寇、游寇。金虎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砸死黑心肝的游寇王天庆，起了刘承业家的粮食，收拾好散兵游勇扔下的枪械，将全村男女老少全部搬进了灵泉洞。他组织大家依托老羊坎(洞天)、阎王脑(福地)作天然屏障，练武、修工事。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分工干活，大灶吃饭，实行起逍遥自在的“共产办法”来。战争、兵燹、灾荒、捐税、徭役，统统不足为惧了。就差没有像水泊梁山那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或者再排排座次什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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