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阴影下的写作
作者：戴 莉
摘 要：对于池莉的小说创作，以往研究多从文学史角度出发，肯定池莉对市民的发现和“新写实”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突破。本文试图从池莉小说创作中的“文化人批判”这一形象系列出发，探讨池莉小说创作中“文化人/小市民”二元对立写作模式的历史渊源，阐释池莉对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继承关系。
从一九八七年《上海文学》首发《烦恼人生》开始，文化人形象就一直是池莉创作中的一个他者存在。这种“他者”，一方面表现为创作主体在创作中对文化人的有意隔膜与疏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本中文化人形象系列的边缘化。为了避免在概念上过多非必要的纠缠，本文拟用“文化人”批判一词来代替学术批判中已经规范成型的“知识分子”批判一词。这种替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池莉的人物世界中，“知识分子”和“市民”的二分并不表现为精英/通俗这样的话语立场的区别，也不在于有无批判意识等可上升到哲理层面的行而上的思考，而仅在于是否接受过大学高等教育、从事的是否相较体力劳动而言更为闲适的文化工作等大众判断层面。这也因此构成了池莉小说创作中文化人形象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文化人的市井化。
所谓市井化，即指世俗眼光关照下的知识分子。这是池莉塑造文化人形象时坚守的一个重要的话语立场。“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旧社会的分类标准不能用在新社会。所谓读过了大学的这一群人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天天都在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个个买菜都讨价还价，公款旅游求之不得。”(《紫陌红尘》)在这番市民眼光的打量下，文化人留给公众的价值期待被完全置空：他们虚荣、猥琐、不合时宜、假装清高。①所以在池莉的作品中，多的是印家厚(《烦恼人生》)、燕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陆武桥(《你以为你是谁》)、康伟业(《来来往往》)等为应付生活的琐碎而疲于奔命的小人物，在复印般的日子中等待每一个日升日落；而文化人则成为生活的“他者”，遭到作家和人物的双重漠视。在惟一的一次正面交锋《不谈爱情》中，作家以辛辣、恣肆的书写，告诉读者“市民话语”的泼辣、强悍和无处不在。这一场交锋以庄建非家庭及其所代表的“精英话语”的全面崩溃而告终。那么作者的用意是否在通过两种话语力量此消彼长的叙述，来证明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市井之民/知识分子、市井通俗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当然，也存在对话和融合”②呢?庄建非的父母最后是全线投降，这不是“对话”，而是“取缔”。在这场“庶民的胜利”中，隐含了作者对文化人及其精神、姿态、立场的最彻底的否定。庄建非，这个和自己的家庭以及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告别的文化人，证明了市民话语对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成功渗透和改造；而庄建非的父母，市民眼光打量下最纯粹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因为一件最琐屑、最世俗、最势利的事情——庄建非要出国考察——而放下架子前往花楼街低头认媳。作者的得意不言自明：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化人，文化人再清高，也不可能双脚离地而活。所以文章的结尾，文中的最后一个文化人：建亚，也没能免俗。她在市民大众的价值判断面前完全失去自己的自信，认可市民在她背后的判定：“我也可怜。”说哥哥“他真可怜”的建亚多少还保留了几分文化人的矜持，而一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自身，她也不免方寸大乱，只能随同社会的市民理性。“当代中国不容忍独身女人”——这自然是属于市民的当代中国——所以年过三十而未嫁的建亚也认为“我也可怜”，语气中全无知识分子不与世俗同流的矜持、自负。无论是庄建非、或其父母、或其妹妹，都没有坚守住他们作为“文化人”应有的知识分子立场，而向市民投降、回归。在池莉的笔下，没有知识分子，没有精英文化，有的只是市民的琐屑和细碎的狂欢。作家毫不讳言世俗生活的庸俗、琐屑，并赋予这种庸俗、琐屑以神圣的意味，将之上升到神圣的“过日子”的“小市民”生存哲学层面。
在这种生存哲学的观照之下，在平庸的现实面前，“小市民”和“文化人”的生存优劣立判高下，随之而来的就是生活和文本世界中文化人的双重边缘化，这也是池莉小说文化人形象塑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早已为研究者所注意。在文化人的市井化批判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文化人身上存在的市民气息的肆意嘲弄，而在文化人的边缘化描述中，作者批判矛头指向了文化人生存能力的低下。“在知识分子/市井小民、精英文化/通俗文化这两对范畴中，池莉明显贬前者而尊后者，而这取舍的依据是生存智慧、生存能力的高低。”③但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造成这种“智慧、生存能力的高低”之分的不是别的，而是“知识”，或曰“文化”。决意为市民文化立言的池莉对此无意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而是简单地归咎于“知识”的罪恶，将“知识分子批判”浅层化成“知识批判”。在《生活秀》中，创作者的这一判断体现得最为明显。接受了几年电大教育的来双瑗和只有初中文化的姐姐来双扬处处形成弱势对比。后者凭一个油炸臭豆腐摊子养活姐弟三口，并在鱼龙混杂的吉庆街成功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吉庆街的代言人。她没有因为文化知识的欠缺而导致生活的阻碍，相反，在生活的演出中，她长袖善舞，如鱼得水：和后母化解恩怨、与嫂子在大街上斗决、拿房产证、和卓雄洲互不相欠地干脆了断……生活如一场接一场的演出，而来双扬是当之无愧的最佳女主角。比之来双扬，来双瑗的表演显得处处捉襟见肘：煞有介事拍摄、制作新闻纪录片不了了之，停薪留职的职位要靠姐姐保着，穿着打扮与年龄不相称的清纯矫情。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作者的叙述中，还是那几年电大教育惹的祸。“知识即罪恶”，知识让妹妹失去生活的轻重，找不到自己位置，作者的批判明确无误地指向知识。来双扬所代表的市民英雄的崛起把来双瑗所代表的文化人挤到了生活的角落。除了在《不谈爱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小市民”和“文化人”大张旗鼓的正面交锋外，池莉并不打算让“文化人”担纲她生活的主角。逃离中心叙事话语的“文化人”只是“小市民”的尴尬陪衬。但是池莉把文化人推到边缘，并不是要给文化人锥尖之地生存，相反，却是把知识分子最后的一丝立足之地也在市民的喧嚣热闹中土崩瓦解，从而彻底否认文化人/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一心一意为市民鼓掌喝彩。
池莉以“小市民”的发现来消解“文化人”的清高，以往的研究多从文学史研究角度出发，肯定其对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中神圣、崇高的美学风格的颠覆性意义。编发《烦恼人生》的编辑大力推介“它那接近于提供生活的‘纯态事实’的原生美”④，这几乎为以后的研究定下基调。比较有代表性且为后来广大研究者所广泛采纳的是王干的提法。在《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一文中，作者指出，“新现实主义”风格小说的美学意义在于：一、对生活原始原貌和原生事态的还原；二、反意义或无意义的非判断方式；三、情感的零度写作。一以归之即“后现实主义”。⑤研究者从文学史的历时性角度肯定作为一种对抗性美学理念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并由此肯定池莉的市民写作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⑥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倾向于把池莉及其写作放入当代文化语境中来考察，以尽可能地贴近作者。所以有研究者指出，“只有把它放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观照，才可能深刻把握和诠释日常生活神话的文化意蕴及其背后复杂的权力网络和机构关系。”⑦
市民的出现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确实密不可分。但是市民的发现是否真的完全是历史契机对池莉的成全呢?换言之，池莉在多大程度上发现了市民，又在何种意义上肯定市民，并摆脱历史的成见，颠覆以往的美学风格从而真正进入到现代/后现代书写之中呢?在一次访谈中，池莉坦率地谈到她对于“小市民”的理解：“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全是普通劳动者。我自称为是小市民，丝毫没有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⑧池莉对小市民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对于传统的普通劳动者的定义。她理直气壮地自称“小市民”确实“丝毫没有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她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螺丝钉”的自豪。池莉浓墨重彩地描绘市民对物质的追逐，研究者多从这一点出发来肯定池莉写作的现代性，池莉却说这是因为“小市民”在追逐的过程中也是在进行“神圣”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所以其生存的意义不能抹煞。池莉为“小市民”的物质欲望摇旗呐喊，却下意识地遵从历史的“意义”判断层面为“小市民”伸张正义。即：“小市民”存在的合法性不在其欲望的天经地义，而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这和众多研究者们对池莉的文学期待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研究者们惊喜于一种完全迥异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传统的新的美学风格——喻之为“零度写作”、“新写实”——的诞生，池莉却断然拒绝评论家们的好意。池莉对小市民的肯定不是在新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过程中对小市民精神的重新理解，而是在继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语境中的发挥。另外，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如果以池莉创作时的划分为据，池莉的自豪也让人多少有些不解。她所鄙视和漠视的“文化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者，也是“劳工神圣”的社会里不可或缺的普通劳动者，池莉抹煞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者身份，转而强求为市民的一分子，她在何种意义上与自己笔下的芸芸众生等同齐观呢?同为普通劳动者，文化人/知识分子怎么就站到了小市民/普通劳动者的对立面呢?如果不将研究的视域上溯，池莉的撇清让人有点无从把握。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清这种情绪的来源：如果我们用“人民大众”来替换“小市民”一词(池莉笔下的“小市民”正是建国后主流话语里的“人民大众”)，用“知识分子”来替换“文化人”一词，小市民/文化人的对立原型就非常清晰：它们不过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人民大众/知识分子模型的当代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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