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解析当下学者散文创作疲顿的原因
作者：姬杰峰
摘 要：当下的学者散文创作精品匮乏，风光不再。究其原因，大致有时代原因、艺术表现原因、学者自身原因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学者散文曾煊赫一时，它引领中国散文创作从马鞍形凹槽中走了出来。在这支作家队伍中，既有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等“老生代”名宿，也有余秋雨、陈平原、雷达、赵园等“中生代”中坚，还有祝勇、林贤治、余杰等“新生代”新人的加盟，他们的散文或随笔创作，将书斋艺术融入社会文化，用学者精神灌注民众生活的努力，大大拓展了知性美的空间，促进了文学特别是散文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总体来看，“学者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感，看到了一代学人艰难不屈的治学人生路”①。
然而到了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散文受到了外在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散文随笔的冲击，也受到社会文化体制的汰选；内在的由于创作者和创作方法的根本矛盾导致学者散文走向了今天的颓势。探究其由盛转衰的原因或可为后人提供些借鉴。
一、时代原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秋雨散文的出现令我们眼前一亮。当时余秋雨先在《收获》杂志专栏刊登而后又结集出版的《文化苦旅》，虽然出现诸多的知识性缺憾和写作技法方面的不足，但能将写作资源定格在历史的废墟上，文采翩翩，畅往以思今，他的作品的出现，学者散文大受追捧，令作者和出版商大感意外，更有洛阳纸贵之势，遂引得和者随者接踵而至。市场、媒体、读者与众多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或仍然处在主流位置的文人共同组接了一个泱泱大观的学者散文传播系统。当时的学者散文之所以如此辉煌，是因为它恰好把握了当时的文化语境。当代散文在建国十七年主要是以抒情散文为主，且主要歌颂“新时代”，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朝鲜战争等，创作空间非常狭小，成就最大的三大家也成为散文创作的固定格式，反过来又限制了散文的发展。“文革”后的散文出现了艺术上散文概念的“窄化”倾向，内容上主要批判“文革”。这些散文多远离作者心灵，少有作者的内心体验和感悟，正因为此，散文批评家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间开展了关于散文发展和革新的大讨论，在这种期待中，学者散文应运而生，余秋雨散文的出现，肇始了文人尚可以在工具理性的旗帜之外另择创作路径，迎合了接受者批评家对散文新体式与散文作家身份新定位的双重期待，其对文学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喻大翔认为学者散文的创作主体之“学者”有这样几层含义：①有专业影响下的气质和心理，迥异于不同学科的高级知识分子；②术业有专攻；③拥有自己的学识思想、思维方式和理想法则；④因其创造性的成果能够改变本专业的历史，影响民族、人类的精神构成与生存方式；⑤有殉道精神。这是中国文人对学者含义的界定。正因为如此，中国文人的“载道”的集体无意识依然如鬼魂附体般缠绕。这在学者散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甚至以为它是处在边缘状态的文人的一次集体呐喊，一次明显的试图回归话语中心的努力尝试。尤其对历史和传统文化弊端的批评都是羞答答地讽喻当下。以余氏为代表的学者散文，始终站在历史的悬崖边行走吟唱，在历史废墟中翻找可用以代言或者藏匿内心的包装素材，通过对已经烟消云散的故事的重新堆砌，借以显微阐幽，聊以遣怀，并试图以其才情与雅趣匡正当下文坛社会的流弊，更欲以其思想与睿智来点燃各自心中隐逸已久的文学梦。近十年来的学者散文一方面反对杨朔式的载道说教的文风，摒弃其物—事—人—理的写作模式，抵制其大而无当的“大我”情感；一方面在旧址上重建了一种同样是抒发大我思想的写作模式。周作人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们学者散文大多是在“言志”的幌子下去“载道”，用散文研究专家王尧的话说：“写作者的个人情怀、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来越贫乏和格式化，而忘记了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这种“载道”的个性和思路的模式化逐渐形成学者散文的套路模式；一旦学者散文形成稳定的创作姿态，必然处于静止状态，静止的文学是没有生命的，其前景展望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者散文在出现之初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一时之盛，各出版社竞相以各种名目策划出版老、中、青散文家的作品，甚至大量重复选题，这种轰炸式、掠夺式的出版也使得读者很快产生阅读疲劳，甚至厌倦。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这样的行为无异于自我毁灭。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捧杀”。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深入和完善的今天，人们开始正视和面对相对庸常的日常生活，心态也日趋平淡。社会意识形态日趋多元化，宏大叙事的作品遭遇冷遇，所以学者散文这样阳春白雪式的作品自然就曲高和寡了。
二、艺术表现手法的原因
学者散文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两大文学现象不容忽视。其一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大量重印、再版，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间再版重印的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现代散文作品书籍的印数，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中国散文书籍印数的总和。其二是“老生代”散文创作的勃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与“文化反思”的步伐同轨，一批被称为“老生代”的学者开始创作实践，以此为标志，当代散文在向“五四”现代散文的回归中逐步得以拓展。对这两个现象以往评论界大都只注意到其积极的方面，即对“五四”优秀散文传统的回归和承传；而忽视了以现代散文为创作范式所导致的对现代散文简单因袭效颦的倾向。我们知道，散文特别是学者散文是新时期以来散文“自我”真正回归的产物。当年，一大批散文家面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散文的沉寂和危机，开始思索散文的出路，呼吁散文的变革。散文家王英琦说：“我们这些捣鼓散文的人，该干的事却是如何抓住良机，不被上涨的行情涨昏了头，真正指导散文从老套子中解放出来，开始散文创作的新纪元。”②大批初入门楼的学者们舍弃了当时已陈旧为“老套”的六十年代“三大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路子，而向半个世纪前那些具有健康的人生蕴涵、高度的艺术成就和优雅的审美品格的现代散文吸取养分和灵性。上述的两个现象的意义在于前者为学习效法提供了蓝本，而后者为成功模仿指明了方向。细察世纪之交的学者散文，无论题材、神韵、思想、言语，还是社会心态、生命体验、文化判断，都与传统的现代散文有莫大的承继关系，形成有趣的散文回归现象。比如汪曾祺直接师承沈从文、废名，张中行和黄裳分明得益于周作人，林非的创作与鲁迅散文关系密切，余秋雨、周涛的“文化散文”(或曰“大散文”)与梁遇春、林语堂的文风有莫大的联系。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下学者散文写作在解脱“三大家”老套的同时，又带上了现代散文的“新套”。鲁迅当年曾指出，正因为白话散文作家们处处自觉与旧式散文相比照、竞赛，故而在艺术上就“特别提倡那些和旧文章相合之点”，而不知不觉受其所代表的传统审美观念的局限。艺术追求上偏于性灵、冲淡、闲适、幽默一路，不免有些狭窄，在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上则更显不足，并最终导致三十年代所谓的小品文危机。现在，这种前车之鉴并没有引起当下学者散文家们的警醒，简单模仿，一味迁就，艺术的更新也就不容易迸发和深化，当下学者散文家犯的是三十年代散文家们同样的错误。典型的如余秋雨散文就存在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过多的现象，虽然使其作品具备了强烈的理性色彩，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益的；但也明显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如作品过于沉重，有呆板和概念化的倾向，好为人师倾向和贵族优越感。对周涛的散文也有评论家认为，“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③。这一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当下学者散文家由于效颦现代散文而显露出的艺术表现手段的贫乏可见一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