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坎坷心路 末世情怀
作者：张 英
杜荀鹤（846－904），字彦之，早年读书于九华山，与顾云、殷文圭等相与友善。关于他的身世与生活经历，据 《唐诗纪事校笺》（下卷）六十五记载，“荀鹤有诗名，号九华山人，大顺初擢第，寻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顾云序其文为唐风集。或谓荀鹤，牧之微子也。牧之会昌末自齐安移守秋蒲时，年四十四，所谓‘使君四十四，两佩左铜鱼’者也。时妾有妊，出嫁长林乡正杜筠，而生荀鹤。擢第年四十六矣。……荀鹤擢第，时危势晏，复还旧山。田頵在宣州，甚重之。…… 及頵遇祸，梁祖表受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恃势侮易缙绅，众怒欲杀之而末及。天佑初，卒。”①从中可知，杜荀鹤出身寒微，入仕甚晚，一生中为仕时日不多，动乱的时世给他影响颇大，这也在其诗歌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通观其诗，可以看出他的心理十分复杂和矛盾。这种种矛盾，概括而言，其实就是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儒家精神的疲惫支撑，二是道家精神的无力回归。
儒家精神素以济世怀人为其准则，要求士人积极用世，强调有为而治，分析杜荀鹤的诗，我们既应该承认杜荀鹤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入世精神，诗歌创作体现了政教文学观，也不应讳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儒家兼济天下积极有为精神的逐步消沉与沦丧，并且这是更为明显的一方面。而道家精神即老庄精神与儒家之道却背道而驰，它讲究万物齐一，强调无为而治，主张隐逸避世。而在杜荀鹤诗中，虽也有不少吟咏隐逸之作，表现出遁世无为的追求倾向，但由于汲汲于功名之心一直未曾彻底泯灭，对老庄精神也只能徒取其形而遗其神了。
为便于分析，下文将就此两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一、儒家精神的疲惫支撑：“无限眼前事，醒吟易觉劳”
刘允章在《直谏书》中以“八苦”、“九破”展现了当时荒乱的社会局面，描述了当时社会情形，云“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丞相，丞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何以归哉？”②由此可见，至晚唐，朝政的腐败，社会的动荡不安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及基本的人伦道德都遭到了极大的冲击，进而，自汉以降作为封建王朝思想支柱的儒家精神也不再拥有一贯的牢固地位。维系它的基础已遭致巨大的破坏，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统治思想，自然不可避免地摇摇欲坠。在社会政治越来越腐败的情况下，人民的武装起义也一触即发。面对这样一种举国动乱、民生多艰的整体局势，晚唐文人已难以产生那种投身现实政治以期革除时弊的激切愿望，无可奈何之下，多表现出一种淡漠、消沉乃至麻木的心态。如下面这首《自江西归九华》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淡漠心态：
他乡终日忆吾乡，及到吾乡值乱荒。
云外好山看不见，马头歧路去何忙。
无衣织女桑犹小，阙食农夫麦未黄。
许大乾坤吟未了，挥鞭回首出陵阳。
诗人通过织女、农夫两句，简洁刻画出一幅荒乱场景。显然在“去何忙”之际，诗人无意流连于苦难苍生。同样是面对苦难的芸芸众生，杜甫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体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白居易是发出“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白居易《红线毯》）的愤怒控诉，而诗人的态度如何呢：“许大乾坤吟未了 ，挥鞭回首出陵阳。”诗人回避了苦难的现实，躲进了象牙塔，企图在诗的世界里自我沉醉，表现出极其冷漠的情绪。自知回天无力，不如策马远离。这就是诗人的选择。这固然一方面说明了诗人内心无可排遣的苦痛，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对世道的麻木、冷漠。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正是源于对社会对人世的一种彻底的失望。在人事中如此，在意象的选择上，杜荀鹤也倾向于取鹤、云、松、药等等入诗。方回曾说：“晚唐诗料，于琴、棋、僧、鹤、茶、酒、竹、石、药，无一篇不犯也。”③确实如此，如《访道者不遇》就很好说明了作者在人事与意象上的某种走向。有学者在分析晚唐诗歌时，曾指出一批文人“销蚀了中兴之期望与革弊之雄心”之后，“在‘天涯烈士空垂泪，地下强魂必噬脐’的失望感受与‘相逢莫话金銮事，触拨伤心不愿闻’的消沉心态交织中形成一种对整个时代的哀挽情绪”④，这一点同样可以在杜荀鹤诗中得到印证。他的七律《登城有作》可作为代表：
上得孤城向晚春，眼前何事不伤神。
遍看原上累累冢，曾是城中汲汲人。
尽谓黄金堪润屋，谁思荒骨旋成尘。
一名一宦平生事，不放愁侵易过身。
整首诗体现出一种浓烈的末世情绪，在哀切的伤神中传达的是信心尽失的黯然与万念成尘的绝望。“一名一宦”本是世人心向往之的，更进一层说，也代表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但是对这“平生事”诗人通过“遍看原上累累冢，曾是城中汲汲人”这样沉痛的诗句对此作了一个有力的反讽，在心灵上引起了一种无法消除的疲惫感和没落感。诗人并没有迷失在“尽谓黄金堪润屋”的美好但不现实的幻想中，而是意识到了“荒骨旋成尘”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谁思荒骨旋成尘”的背后正体现着诗人一颗哀切绝望却不乏清醒理智的心。由人成骨，已经经历了由生到死的转换，着一“荒”字，更见死之凄凉哀绝。而由骨成尘，则是一个由有到无的更为彻底的转换，并且对于这一过程，诗人通过一个“旋”字突出了其快其速。由人到骨，又由骨成尘，时光飞转，光阴流逝，最终留下的又是什么呢？也许只是那飘渺于空气之中的一点微尘。人生至此，无奈亦如此，谈何用世，谈何功名。这里的空中微尘，正是诗人对生命、对人世的一种强烈的幻灭感与挫败感的依附与寄托。这同样不单单是对“一名一宦”的否定，而是对入世之道的合理性的质疑，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反叛。其他如闺怨诗中也常常有这类意绪，如《春闺怨》：
朝喜花艳春，暮悲花委尘。
不悲花落早，悲妾似花身。
花的委尘，象征着青春的逝去、美丽的践踏，同时又是生命的凋零。朝暮之间，一喜一悲，一春一尘，变化之大，不言而喻，令人顿生沧海桑田茫茫无着的悲绪。在感慨唏嘘间，诗人触及了自身。那行将暗淡的生命，那一一落空的壮志都会无声无息地湮灭。花之委尘，终将无迹；生之委尘，同样无迹。一想到这样的结局，诗人的悲情不可抑制，这岂是一句淡淡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所能一语言尽，这里更多的蕴涵着对生命的一种深沉反思，尘的意象更带有一种复杂的生命体验，映带出了晚唐时代士人情绪上的普遍低落与心态上的倍加消沉。
这一切都昭示着儒家精神至此已走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困境。虽然诗人也写出了一系列值得称道的现实主义杰作如《时世行》两首，在一些诗歌中也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表现了济世之心，但“由于消泯了那种政治图变氛围中的参与意识，也就一改积极的革弊精神而为消极的指陈意味，虽然批判锋芒毕露，但究其根本，却仍然折射出荒乱时代氛围中阴暗悲观的社会心理，构成士人落寞消沉的精神状态的别样表现形式”⑤，在充斥着血腥、黑暗、灾难的社会里，文人们多四顾茫然，不知所措。脆弱而敏感的心灵再也无法承载起盛唐的乐观昂扬，连中唐时期望中兴的悲壮精神也成了一个遥远的梦，剩下的多是一些茫然的喟叹与绝望的哀吟。所以从总体而言，儒家精神逐渐沉沦已是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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