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试论李商隐政治、咏史诗中的忧患意识
作者：张兰仙
摘 要：忧患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基调。在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中，诗人忧心国运，感时伤世，关心民生疾苦，秉笔直评朝政，为江河日下的大唐王朝寻求兴衰治乱之道，体现了诗人忧国、忧君、忧民、忧己的忧患意识。分析其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李商隐其人其诗，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其作品的社会价值。
对李商隐的研究，历代学者多偏重其“无题”诗意旨之寄托或辞藻之华美，对他的政治诗、咏史诗很少关注，甚而因此认为李商隐不过是“浪子”、“才人”①。正如四库馆臣说：“流俗传诵，多碌其绮艳之作，如集中《有感二首》之类，选本从无及之者，取所短而遗所长，益失之矣。”②李商隐诗今存六百多首， 其中反映时事政治的约为五十首，加上有现实政治指向的咏史诗共一百一十余首，这个数字说明李商隐是一个关心政治和国家命运的诗人。对李商隐的政治咏史诗，《四库全书总目》评：“商隐感伤时事，尚颇得风人之旨。”③释道源认为 “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④，朱鹤龄认为“指事怀忠，郁纡激切，直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⑤，的确，从李商隐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雄心壮志，“且吟王粲从军乐， 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的豪迈激情， “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幽居冬暮》）的感慨，以及“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无题》） 抱负难展的遗憾。诗人一生虽“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但关注国事、殷忧时世的精神，却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终点，闪烁着诗人的忧患意识。
一、“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忧国
李商隐一生只活了四十六岁，却经历了唐代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个朝代。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王朝出现了明显的衰败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晚唐政治的腐朽黑暗：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纷争，战乱屡起，赋税沉重，民间空竭。统治集团的腐败，已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眷怀国事、希冀振兴的李商隐忧心如焚。
诗人为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误国而忧。藩镇割据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还会导致国家分裂。诗人对其深恶痛绝，把它喻为晚唐社会的“疮疽”，在诗中做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荒村倚废营，投宿旅魂惊”（《淮阳路》），战乱中，人们只能投宿荒村旅店，却总是惊魂不定，揭示藩镇叛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稻粱尤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赋得鸡》）诗人把割据称雄者比做不愿报晓的“鸡”， 揭露他们不为国效力，攫取私利而不顾人民死活。《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将军大旆扫狂童， 诏选名贤赞武工” ，诗人把藩镇比做 “狂童”，大力赞颂李将军“扫狂童”的大无畏精神；“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把妄图分裂国家的刘稹斥责为“沸鼎”中垂死挣扎的“游鱼”、“危巢”中的鸟雀，轻蔑地预言了他们的下场。“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井络》），诗人指出割据者必然败亡的命运。在《韩碑》一诗中，诗人充分肯定了韩愈《平淮西碑》的正确立意，热烈歌颂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的战争，称裴度为“圣相”，斥淮西五十载之割据为“封狼”、“罴”。此诗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诗人赞颂宪宗和裴度，实际是赞美武宗和李德裕，以此强调君相协力、坚决伐叛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有现实指导意义。这些诗态度鲜明，感情强烈，表现了诗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立场。
甘露之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宦官乱政事件。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文宗为了打击宦官的势力，重用李训、郑注，并设计以观看金吾卫衙中石榴树上所降甘露为由，准备将宦官一举围而杀之。结果计划失败，反被宦官以此为借口，大开杀戒，“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自此宦官气焰旺盛，文宗受制于家奴。当时朝廷上下大都不敢直言政局，李商隐却在此时写了《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和《哭虔州杨侍郎》，指出李训、郑注虽已被诛灭，但深受李训、郑注迫害的萧侍郎、杨虞卿的冤屈却没有能伸张，讥讽文宗懦弱无能。“阴骘今如此，天灾未可无”，指出再度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仍使天下不得宁日的愤恨，显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感二首》以石勒有异志，将为患天下比拟郑注，对李训、郑注借诛除宦官而进行的政治投机予以揭露。诗从兴衰治乱的高度，把炙手可热的宦官斥为“凶徒”，大胆揭露他们大事株连，滥杀无辜，挟制皇帝，篡权乱政的罪行和凶残横暴的面目。当听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书朝廷，指斥宦官的罪行，表示“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⑦时，李商隐激动地写下了《重有感》，对刘从谏的行动积极支持。“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诗人以东汉窦融效力光武帝比拟刘从谏，以东晋陶侃杀死谋反的苏峻来号召节度使们仗义助君，铲除宦官恶势力，末句“早晚星关雪涕收”，透露出诗人忧心如焚的爱国热情。总之，李商隐作为一介书生，敢在宦官横行之时，以其诗心铁胆，不顾个人安危，评论现实，抨击宦官，实皆植根于维护朝廷、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诗人为唐王朝的日渐衰落而忧。在诗人的政治诗中，充满着一种国难深重的危机感。《曲江》“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通过今昔对比，道出了诗人深为大唐王朝升平不返、荆棘铜驼的没落趋势而忧心忡忡。诗人为国忧边：“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也为国家复兴无人而感慨：“咸阳原上英雄骨， 半向君家养马来”（《浑河中》），“虏骑胡兵一战摧，万灵回首贺轩台。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夏京》）；更为国运而忧：“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诗人鲜明尖锐地揭露了唐王朝的深重危机，像藩镇、宦官这类势力已经很难拔除；“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咏史》），诗人借古喻今，说明唐朝大势已去，“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武侯庙古柏》），即使有像武侯这样的杰出人物，也难以挽回。如此种种深切的关注与哀叹，体现了诗人对国运难以逆挽的感伤和忧心如焚的爱国之情。
二、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忧君
在一个封建国家中，皇帝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王朝的兴衰更替同最高统治者有密切联系。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李商隐深有“忠君爱国”的思想，“自叹离通籍，未尝忘叫阍”（《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 “安危须共主君忧” （《重有感》），并把“欲回天地”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然而，晚唐社会走向没落，纸醉金迷的社会风气江河日下，诗人预感到唐帝国的沉沦无力可挽而忧心忡忡。
诗人为统治者的昏淫误国而忧。李商隐所经历的几个皇帝如唐穆宗、唐敬宗都是十分荒淫昏庸的统治者。即使唐武宗这样在政治上稍有作为的皇帝，也生活荒淫、宠幸女色无度。因此诗人把矛头指向了历代昏淫误国诸帝，他希望借助咏史传达自己用心良苦的微言大义，达到影响人心，改良朝政的目的。“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富平少侯》），此诗讥讽史称“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⑧的敬宗李湛。“七国三边”明明可忧，竟不知忧，诗人用“莫愁”冷讽少年袭位的皇帝肆意奢靡淫乐，昏愚不恤国事， 大祸临头尚不自知。“四郊多垒在， 此礼恐无时”（《寿安公主出降》）， 诗人借“送王姬”的“礼”，对文宗的屈辱妥协进行了讽刺和尖锐的批评。《隋宫》（七律）：“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荒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中将隋炀帝杨广纵情游乐与李渊灭隋掌玺二事联系在一起，显示了穷奢极欲与亡国的必然联系，看后令人极为惊警。《马嵬二首》其一：“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深讽玄宗重色误国、自取其殃。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挖苦玄宗沉迷女色、荒废朝政以至兵祸骤降、宠妃难保。《有感二首》：“临危对卢植， 始悔用庞萌”，批评皇帝的昏庸懦弱。结尾“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暗讽文宗早已忘了历史教训，依然又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见诗人忧心之痛。《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讥讽汉文帝不能识贤、用贤，重鬼神而不问苍生，诗篇命意已超出历来咏贾谊事迹的个人得失荣辱考量，而上升到忧国伤时的更高精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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