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人格的嬗变与跨越
作者：姬杰峰
摘 要：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丈夫》中的丈夫三次回家的历程完成了他人格的完善，超我战胜和控制了本我。作者也完成了他建造人性小庙和批判都市文化的崇高使命。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两大支柱，其一是无意识的性本能冲动理论。其二则是人格结构及其动力图式。他把个体人格结构分为本我（Ｉｄ）、自我（ｅｇｏ）和超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这三个部分，本我是一个混沌世界，它容纳一团杂乱无章的、很不稳定的本能性以及被压抑的欲望，是各种本能冲动的总和，它按快乐原则行事，可通过不同渠道进入自我，并影响超我。自我是本我的表层部分，是由本我与现实的接触中分化出来的，它既要抵抗各种刺激，又要能够接受刺激。自我由本我分化出来有两个因素起着重大作用：一个是知觉、一个是躯体。借助知觉系统从本我分化出来的自我是理性自我，意识自我。它通过自居作用和升华作用保持现实中的形象，它按现实原则行事。超我也称为“自我典范”，主要指那些人性中的高级本性，如良心和批判能力等等。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它是从自我中分离出来的，并在自我不能满足现实环境的要求时以满足个体的要求。超我是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是本我最强大的冲动和里比多变化的表现，是自我的强有力的“反相形成”，因而对自我实行支配和统治。它按道德原则行事。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丈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人格结构图式的最好蓝本。
在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中这样记载：“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性压抑、释梦等理论，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陆续被引入我国文坛后，对鲁迅、郭沫若、杨振声、许杰、沈从文等众多作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二十年代他（沈从文）接受了周作人的性心理学观点，一九三〇年又读了张东森讲性心理分析的厚厚一本《精神分析学ＡＢＣ》，从施蛰存和周作人的学生废名（冯文炳）的小说中，学到了西方心理学知识。”由此可见，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实践精神分析学说，而《丈夫》恰好作于一九三〇四月十三日的吴淞，所以用精神分析学说来分析他的小说《丈夫》，应该说是能够触摸到作者的本意的。
沈从文是最关注人性和生命本身的现代作家之一，他在《给志在写作者》中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出人性最真切的欲望。”他的作品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丈夫》不仅完整地表达了沈从文的性爱观和人性观，也表明了沈从文对“乡下人”的肯定和对城市生活的批判，而人性成了他评价的根本尺度。《丈夫》中的丈夫在未到船上来之前，深受当地浓郁的民俗文化的影响，作为个体人格的本我积淀了这一切，于是我们看到，在小说中，无论丈夫、老七、大娘、五多还是水保都保留着善良淳朴的品性，他们健康善歌，具有道德模糊性以及对性的开放自然接受的观念。小说一开头，作者首先叙述作为背景的当地特有的地方风俗：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里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习惯地接受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丝毫怀疑，甚至认为理所应当。而在湘西“男人对女人的‘性禁锢’本来就松弛，性爱转让所标示的夫权危机自然对男女都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不是因为丈夫亲身经历了船上的人和事，他也没有丝毫的维权意识，当然也不会达到“超我”的人格完善。《丈夫》中的人物反映了沈从文推崇的乡村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它是与道德不相干的，具有很明显的道德模糊性，所以在小说开篇作者叙述道：“船上人，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叫这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但它“悖乎人性”。这时的丈夫意识深受本我掌控，本我还没有与现实接触，自我意识还处在蒙昧之中。
接着作者采用剥笋的方式，通过三次想回家的叙述，层层揭开了丈夫麻木、矛盾到最终觉醒的心路历程。完成了他人格的嬗变，本我激活了自我，影响了超我，构成了他完善的人格。《丈夫》里的青年农民没有姓名，只是无数个船上妓女丈夫中的“这一个”，由于“里比多”即本我的强大冲力，他照例要换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里挂个短烟袋，背了红薯糍粑，带着妻子喜欢吃的圆而发乌金光泽的栗子来妓船上看望分别已久的妻子，希望和她说说家里的一些琐事，叙叙夫妻情。开初男人面对自己熟悉的妻子，发现她变了，连名字也变为了“老七”，还竟然有了“城市里人的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服”，“慢慢还学会了城里人才有的恶德”。这个乡下来的丈夫感到了“极大的惊讶”，甚至有点“手足无措”。但不久他就恢复了平静，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丈夫的身份并未在船上消失，他的内心还充满着憧憬与期待，可到了晚上，因那个“船主”或“商人”的到来，使得名正言顺的丈夫只能“躲到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于是丈夫生出一丝淡淡的寂寞来：“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远远的，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这是丈夫上船后第一次萌生了回家的念头。从作者平静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丈夫内心情感的反复，即本我与自我的冲突，最终自我按照现实原则压抑了本我。这其中，尽管本我在潜意识中想与妻子说说体己话，叙叙夫妻情，但现实中的自我一想到“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而且“男人很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人名分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更何况，妻子并没有忘记他，还抽空塞给他一片糖呢！这里“利益”与“钱”占了上风，“本我”只能向“自我”妥协。
熬过了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年轻丈夫终于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水保的到来又在年轻丈夫的心里掀起了波澜。丈夫起初看见庞然大物的水保有一段精彩的描写，这段描写充分表现了丈夫作为乡下人见到城里有身份人的本能反应。当水保问及农村的物事时，他恢复了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自然心态，居然忘记了双方的身份，兴致勃勃地和盘托出。到后来把“凡是预备到同自己媳妇在枕边诉说的各样事情”也全都告诉了水保，接着连那把小镰刀的故事和因错怪了媳妇的歉疚心情，甚至希望来年要个小宝宝的话全都告诉了水保。人性的善良质朴暂且不说，丈夫压抑了一天一夜的寂寞（包含里比多）暂时得到了释放，内心得到了补偿，以至于他要感激水保而高兴得要唱歌了。这种兴奋一直持续到午时，但是妻子久出不归，自己“烧湿架的本领也还不会”，加上肚中饥饿，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妻子的冷落，此时“一个不安分的估计在心下滋长了”。他把气撒向那个唯一听他说话的水保，而水保临走时一句“今晚不要接客，我要来”的嘱咐强烈刺激了他。“他的记忆得到那嘱咐，是当着一个丈夫面前说的”，“有什么理由要说这个？”这又增加了他的愤怒，于是“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们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轻的人情绪中滋长不已”。 “他想到明天就回家”，甚至“他想不必等待人回船就走路”。这是丈夫在船上第二次决定回家，由前一次的“愿意转去了”到这一次的“明天就回家”，说明他的本我在现实中严重受挫，本我影响了自我，不考虑现实原则，极力摆脱现实的难堪和痛苦，同时丈夫的个体人格尊严在现实刺激下正逐渐被唤醒。
他刚一上岸，就碰上老七、五多回船，看见妻子，特别是看到那把女人专为他带回的胡琴时，他的愤怒已全部消失了，于是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发烧的额角，幽幽的说‘回去也好，回去也好。’就跟了媳妇的身后跑转船上”。其实他内心仍然希望得到妻子的温柔关心和重视，他也自以为可以有接近妻子的机会了。回到船上，听着胡琴从他指尖上流出的音响，再看到妻子当着他的面解换衣服有意露出的绣着“鸳鸯戏荷”的红绫胸褡时，心里“有说不出的什么东西，在血里窜着涌着”，希望重新塞满了年轻人的心。这就是里比多的冲动力量，本我再一次俘获了自我。“到了晚上，前舱盖了蓬，男子拉琴，五多唱歌，老七也唱歌。美孚灯罩子有红纸剪成的遮光帽，全舱灯光红红的如过年办喜事，年轻人在热闹中心上开了花”，然而好景不长，两个醉酒士兵的到来打破了这种亲和美好的气氛，丈夫还不大分明是什么事，后来听大娘说“不怎么，他们睡了”，再后来，当五多、大娘、老七在灯光下戏说士兵醉态，检查四张票子的真假时，年轻丈夫终于沉默了。这一次的沉默远比前两次的“寂寞”与“愤怒”有力得多，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灭亡，便在沉默中爆发。看来年轻丈夫的沉默是为爆发积蓄力量。睡到半夜，又被巡官惊吓一场，气倒消了，愿同老七讲和，想“同她在床上说点家常，就傍在床边坐定不动”，可老鸨的“巡官就要来的”一句话打破了他的最后一线希望，他发现自己已完全被剥夺了向妻子诉说家务事的权利、爱的权利和做丈夫的一切权利，他的人格尊严在几次三番的挫折中最终觉醒了，本我的性力冲动控制了自我，冲击了超我。超我又支配控制着自我，自我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小说中的丈夫把那些打着耻辱印记的票子撒在地上，用“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结果是“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至此，年轻丈夫的人格尊严得以完善，沈从文也完成了他要建造“人性小庙”的崇高使命。
小说中丈夫送妻子去船上做生意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也就是说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不和道德、健康相冲突，但它确实是“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丈夫不但以夫权为代价，更重要的是以人格尊严为代价。这是沈从文冷静地批判人性的愚昧、精神的沉沦。作者一直把民族自救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民族文化的重造上，这种重造主要指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重造即精神的净化、人性的复苏。按照精神分析学说，这其实是承认自然的本我，承认本我的自然雄强的生命力。应该看到丈夫的人性复苏，人格完善，并没有达到对现存大文明社会道德意识的觉醒，而是一种本能的反抗和对卑贱然而庄严的生命个体自尊的维护，因为他还置身于湘西愚昧、闭塞的乡村，更不可能超越时代。这也是沈从文一贯的文学主张。这里同时也表现了沈从文对中国都市文明的批判，让人们由此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小说中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的侵蚀和思想文化的侵蚀，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畸形的“极平常的事”，丈夫的人性觉醒和人格完善，为作者完成了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种自然生命形式作参照，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的伟大使命。
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着的悲哀也忽略了。”这些热情和悲哀我们会忽略吗？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姬杰峰，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
参考文献：
［1］ 有关理论见《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Ｐ160－185．
［2］ 金介甫．《沈从文传》［Ｍ］．北京： 时事出版社，1990，Ｐ112．
［3］ 吴立昌．三十年代的创新高手——心理分析小说家施蛰存［Ｊ］．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5，Ｐ54．
［4］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Ｍ］．Ｐ45．
［5］ 吴福辉，赵园主编．《沈从文名作欣赏》 ［Ｍ］．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