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汪曾祺的雅：从“生活政治学”到“生活美学”
作者：张志平
一
汪曾祺赖以自负和自傲的一个重要资本是他的雅。相形之下，他骨子里的傲气主要出自他与生俱来的性格气质，他笔底和身上的高雅气度则大多出于他后天所受的教育。他拥有书香世家的家学渊源，他就学于西南联大期间受到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亲炙和栽培，经由耳濡目染、砥砺勤修，他不仅在小说、散文、戏剧创作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在书法、绘画、诗歌创作方面造诣颇高。由此，研究界盛行这样一个说法：汪曾祺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
汪曾祺曾把西南联大学风的一个重要特点归为“博雅”①，并时常用一种叹羡不已的口吻谈论上一代科学家深湛渊博的学识和素养、风流儒雅的气度和风采。他对这种难再的学识和素养、气度和风采魂牵梦萦，他“文革”结束后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是，经由文学艺术创作，锻造和熔铸读者高雅、精致、蕴藉的文化品味和人文素养。他一九九三年六月回顾其小说创作道路时明确指出：“我以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对生活，对人持欣赏的态度，这样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比较多情，从而使自己变得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变得高尚一点，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②他甚至不无天真地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继承、播扬中国清代扬州盐商酷爱风雅的传统，大力扶植艺术人才，自觉“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文化素质，少一点市俗气、暴发户气，多一分书卷气，文质彬彬，活得更潇洒一些”③。他在书画艺术方面造诣很高，他谈及其书画时表明了自己的喜憎、好恶：“我有一个时期爱看米芾的字，觉得他的用笔虽是‘臣书刷字’。而结体善于‘侵让’，欹侧取势，姿媚横生。后来发现米字不宜多看，多看则易受影响，以致不能自拔。然而没有办法。到现在我的字还有米字的霸气。我并不喜欢黄山谷的字，而近年作字每多长撇大捺，近乎做作。……我很同意齐白石所说：作画太似则为媚俗，不似则为欺世，因此所画花卉多半工半写。我画不了大写意，也不耐烦画工笔。……我的画往好里说是有逸气，无常法。”④应当说，薄俗尚雅、避俗求雅是他进行文艺创作的主导价值取向，这一点在其小说创作中体现得最鲜明、最充分。“文革”结束后，他在《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中，把人物的生命形态置于一个伦理疏离与悬置的独特生存空间中展现，营造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清纯气象，给人以空灵澄澈的美感。不仅如此，汪曾祺经由把劳动内化为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把寻常劳动提升为一种创造美、欣赏美的活动。一九九四年，他创作《祈茂顺》这篇小说时，融高峰生命体验于弯腰屈背中，寓超卓人生境界于举手投足间，把平凡劳动雅化、美化了。裱糊顶棚是一场简单劳动，但祈茂顺裱糊顶棚时达到了眼到手到、身心合一的境界。此境界出神入化，令人惊讶、令人神往。“只见他用棕刷子在大白纸上噌噌两刷子，轻轻拈起来，用棕笤帚托着，腕子一使劲，大白纸就‘吊’上了顶棚。棕笤帚抹两下，大白纸就在顶棚上呆住了。一张一张大白纸压着韭菜叶宽的边，平平展展、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拐弯抹角用的纸也都用眼睛量好了的，不宽不窄，正合适，棕笤帚一抹，连一点褶子都没有。而且，用的大白纸正好够数，不多一张，也不少一张。连浆子都正好使完，没有一点糟践。”谁能说这不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表演？的确，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汪曾祺那些充盈着灵氛、弥漫着抒情味的小说更雅的了。此点诚如已故文学批评家胡河清所说，汪曾祺的诸多作品，是“关于中国书香文化衰落的挽歌。其色泽犹如旧贵族府邸屋顶上落日的余晖，凄婉流美，令人心醉”⑤。
二
难能可贵的是，汪曾祺把这份雅融入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一种举世罕见的“生活美学”，其核心是一种充盈着古典情趣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应当指出，他的“生活美学”导源于其“生活政治学”。前者褪尽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后者具有隐性政治抗争性质。
众所周知，人若时常在水边走，其鞋难免被溅湿。“文革”结束前，汪曾祺长期漂游于政治漩涡中，他非但未随波逐流，且近乎全身而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骨子里蛰伏着的傲气不知不觉地帮了他的大忙，二是他的生活态度、人生理想潜在地规约着其人生选择。胡河清深切指出，以道家的谦冲之道为生存策略，汪曾祺得以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漩涡里长期保持敬慎不败，“既修为高深，迹近炉火纯青的境地，又不失生命感性的体验，能够在有情世间出入自如。”⑥此话一点不假，在“文革”结束前异常压抑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汪曾祺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勃勃兴致涵育出一种“生活政治学”：迷恋和醉心日常世俗生活，是他软化和消解政治压力的有效手段，是他抗拒和疏离政治权威的隐性途径。诚如他儿子汪朗所说，“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谈服装、考古，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⑦“文革”结束后，政治意识形态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淡出，汪曾祺适时地把其“生活政治学”转化为“生活美学”。为此，汪曾祺不仅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享有盛誉，而且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烹坛”声名远扬，一度拥有“美食家”的美名。不过，他醉心和擅长的，既不是充斥山珍海味的满汉全席，也不是在加工、配料上各具胜场的各系大菜，只是诸如拌萝卜丝、松花蛋拌豆腐、塞馅回锅油条等四方吃食、家常酒菜。一九八八年，聂华苓夫妇访问大陆，期间，作协外联部让汪曾祺在家里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他仅以扬州煮干丝、炝瓜皮、干煸牛肉丝之类家常菜款待他们，“聂华苓吃得很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⑧在汪曾祺看来，家常酒菜虽难以同鱼翅、燕窝相比，但蕴涵着盎然、浓郁的生活情趣，“家常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⑨汪曾祺在中国“烹坛”的声名鹊起后，他的生活方式令人遐想联翩，许多人甚至产生了上门问食的冲动。应当指出，尽管他的厨艺不错，但他的真正诱人之处不是他做的菜色味俱佳，而是他充盈古典情趣的“生活美学”的独特魅力。
当然，较之做菜和吃菜，汪曾祺更喜爱谈吃、更善于谈吃。他在为作家谈吃第一集《知味集》所写的征稿小启中说：“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吃的很精；不但会吃，而且善于谈吃。……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生猛海鲜、新摘园蔬，暨酸豆汁、臭千张，皆可一谈。”⑩表面上，他在代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向作家征集谈饮食文化的文章，其实是夫子自道。他所写的谈吃的文章，不仅用一种迂徐雍容的语调，娓娓道出各种家常菜的做法、味道等，而且常常追古溯源、旁征博引，时时处处不忘显示自己知识的渊博、记忆的丰厚和品味的高雅。他谈吃的文章不是单纯的菜谱食单，而是一篇篇精美清新的散文，他用洗炼峻洁的文笔，把众多家常菜的做法、味道等艺术化、美学化了。这一点诚如他女儿汪朝所说，“外界盛传爸是美食家。很多熟人问我，爸是不是特会做菜。我老是回答，可能写的比做的更好一点。爸对事物的描摹非常贴切传神，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常菜也会让他写得味透纸背。”[11]的确，在汪曾祺的生花妙笔下，连有关豆腐、萝卜、咸菜这些寻常食物的知识，都一一化成了一篇篇美不胜收的好文章，让人读后馋涎欲滴、浮想联翩。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