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知识分子话语合法性危机的产生与调适
作者：赵普光 王伟霞
摘 要：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闪露出的知识分子秉持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倾向，在延安时期文学中具有典型性。这种倾向与延安时期及整个后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叙事行使者的合法身份被逐步剥夺有着内在联系。面对知识分子话语合法性的危机，丁玲试图进行调适，而这种调适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由经验自我转变为所谓“理性的自我”的开始。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此前后一段时期的解放区文学即延安文学给人们留下了多于文学本身价值的历史反思价值。大多数延安文学创作者都是从国统区奔赴而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延安新的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和中共的文艺政策，其一贯秉持的启蒙主义烛照下的批判立场和个人主义也发生了位移，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从他们这一历史时期的作品中可以隐约窥见知识者面对这场危机时的拒斥、应激反应或调适努力等等复杂心态。其中丁玲的《在医院中》颇具代表性，无论是文本本身的内涵还是作品的命运遭际都有着深长的历史意味。
一
《在医院中》的命运具有很强的寓言色彩。小说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发表于《谷雨》之后，即备受非议，一九五八年《文艺报》发起的“再批判”又一次将《在医院中》作为丁玲反党的证据而大肆批判。小说的沉浮遭际除了历史本身的荒谬之外，同时更有着文本本身内涵与倾向的原因。《在医院中》透露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从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出发产生的知识者与非知识者的冲突在小说中是有迹可循的。在延安那种特殊的战争文化时期及整个后革命阶段这使得小说屡遭打击和批判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我们将文本中医院的工作人员按照陆萍的眼光好恶归纳分类。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陆萍所厌恶、批评甚至与之抗争的人：有同屋的“姓张的医生的老婆”、院长、医院指导员、化验员林莎、张芳子、总务处长的老婆以及其他那些毫无服务精神的看护。另一类是陆萍欣赏、愿意亲近的甚至钦佩的人：陆萍本人、外科医生郑鹏、黎涯、医生王俊华和那位失去双脚的病人。
对于前一类人，陆萍总是用刻薄的近乎鄙夷的眼光去看他们。如那位作为同屋的“姓张的医生的老婆”，在陆萍看来虽有端正的五官，但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聪明，也不愚蠢”，这在丁玲绝不是褒扬之词，继而写了她一连串的粗鲁、野蛮的行动。这样从陆萍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呆板、麻木又贪嘴的农村妇女形象。陆萍对院长的冷淡表现了莫名的反感，而对“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的指导员也没有任何好感可言。另外的张芳子“像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看看她庸俗平板的脸孔”陆萍的“心就像沉在海底的那末平稳，那末凉”。如果说这些人在陆萍只是出于本能的排斥的话，而“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在陆萍眼中则显得几近面目可憎了：“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相形之下，后一类人在陆萍眼中则有着足够的优点与可爱处。尤其是外科医生郑鹏和小说结尾处给陆萍以训导的失去双脚的病人，为陆萍所欣赏和敬佩。
是什么支配着陆萍的评判标准呢？我们抽取前后两类人各自的身份与经历，做以社会学的分析，就会发现两类人竟分属于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阶层。第一类（陆欣赏的）人中有陆萍本人：上海产科医院毕业生；郑鹏：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常写写短篇小说、短剧等；失去双脚的病人：曾经是学生，去过苏联，现在编一些通俗读本给战士们读。毫无疑问，他们都有相当好的受教育经历。在后一类（陆萍厌恶、批评的）人中有院长：一位不识字的庄稼人；指导员：在军队里长大的看牛娃；其他的看护大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显得粗俗、麻木、懒惰和毫无服务精神。
这样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决定陆萍价值取向和行动趋向的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和一贯秉持的个人主义，是她内心潜隐的知识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及对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者的认同感。在这种自觉的个人主义和认同感的驱动下，陆萍对医院中的一切现象、人物和制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构想去从事现代性的实践。历史上，在致力于现代性叙事的实践中，知识者以其特有的专业优势，取得理所当然的独享权，从而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和精英姿态。正如亚赛•伯林（Ｉ．Ｂｅｒｌｉｎ）所说的“个人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的冲动。小说中的知识者陆萍正是以为自己依然具有现代性叙事行使者的合法身份，把自己作为主体，从而致力于对客体的改造和提高的现代化实践。这里的客体当包括庄稼人出身的院长、毫无知识的看护及一些陆萍看来不合理的制度等。然而小说随之而来的众多非议和有组织的疾风暴雨式批判的历史事实已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暗示：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已被视为是对社会内聚力的严重威胁；知识者长久以来形成的现代性叙事行使者的合法身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二
《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个人意愿对党的需要的拒斥，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左翼文学精神的延续。左翼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在现行政权压迫下的反抗性的激进文学姿态。而对于延安时期的文学写作来说则是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作家们已与取得局部地区统治的政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合谋（一致），并且已经开始掌握文学的话语霸权。既然此时的文学已成为受现政权保护的主流文学，被纳入政治的整体规划之中，这就必然要求文学“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再加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延安边区面临着极为艰难的生存环境，如何统一思想、纯化革命者的成分、取消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为延安的领导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至少从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始，中共就已明确地将此作为“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而此时由上海“亭子间”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贯具有的精英意识、秉持的社会批判功能的左翼文学传统与中共的文化政策必然发生严重的冲突，那么，丁玲笔下的陆萍身上所显露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倾向就不能不引起延安高层的关注与警惕，与这种危险的倾向作斗争自然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所以这就出现了意味深长的错位现象：陆萍本人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者，在“医院”中所实践的正是极具现代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和中共在（物质、文化）极为落后的延安地区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规划在方向上并无二致。然而后者对前者的努力不仅不能认同，而且对前者还施以“改造”从而使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叙事归化到后者的总体设计之中。这个很耐人寻味的错位又一次暗示了此时的延安知识分子话语合法性地位正面临严重危机。
中共在延安一直致力于现代化的实践。据现有资料来看，当时延安边区的文化教育、卫生状况十分的恶劣，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曾这样描述：“（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面对这种情况，中共进行了现代社会的改造工作，发展经济、加强学校教育，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就医疗卫生工作而言，中共“（将）边区的医疗机构分三大系统：中共中央系统，中央军委系统和边区系统。除各自侧重本系统的医疗工作外，都免费为所在地的民众防疫和治病，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加上边区所属的民办公助性质的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等在延安设有总社，在各县、乡设有分社，由上而下组成了一套医疗网。边区政府还大力推行‘中医科学化、西药中国化’，以造福于广大民众。”医院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卫生、健康等科学话语是现代性的集中表现方式之一。中共在延安进行的改善边区人民卫生状况的实践与小说中陆萍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在致力于社会现代化的诉求，且二者在方向上并无冲突。而事实是延安的领导者对“陆萍”式的现代性努力表现出相当的焦虑与警惕甚至敌视态度，进而去取消这种努力，知识分子话语权面临被剥夺的危机。此时最具合法性的是工农兵话语而工农兵话语又是由其先锋队——共产党来代表的，所以代表人民性话语的党性话语的绝对地位自然取消了具有自由和抗争特质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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