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爱伦·坡推理小说的语用预设
作者：徐莉华 肖青芝
三、背景预设
背景预设是指交际主体在组织连贯言语过程中假设交际对象已知晓的各种相关的文化知识。文化通常被看作是进行言语交际的社会语境，又称之为社会文化。言语交际依赖语言系统，而语言系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所以语言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言语交际的双方共同拥有的社会文化形成了交际的背景预设，这是成功交际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在书面交际中，作者和读者拥有某一共同的文化知识才能够使语句或语篇主旨被后者确切把握，否则，交际对后者将留有不确定因素或者疑问。这种情况在爱伦•坡的侦探推理小说中有突出的表现。
爱伦•坡推理小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对背景预设的依赖和运用。仍以《毛格街血案》为例，在推理破案的最后阶段，“我”连续三次对杜宾的话感到疑惑或做出不完整的判断，迫使这位神探一次又一次地解释，在此，动物学家居维叶有关东印度群岛大猩猩体貌和习性的介绍充当了一种背景知识预设，并根据这一预设设置了交际双方的某种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在“我”和杜宾的前几轮对话中，杜宾的提示均不可能实现其最终语用目的。直到杜宾让我读了动物学家“居维叶写的一段话”，“我”才明白了他的推理。这是因为“我”作为交际对象获得了交际主体杜宾认为“我”应当拥有的相关的文化知识。而这时的“我”实际上扮演着不了解有关东印度群岛大猩猩体貌和习性的读者的角色，由此也带动读者步步发问直到也拥有了这一相关的文化知识。
背景知识预设的消逝，则是大侦探破案时排除干扰的常用手段。在《玛丽•罗热疑案》中，凶手利用报纸通讯制造种种舆论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其中有一则通讯为了证明被发现的女尸不是玛丽•罗热，而规定了一个尸首浮出水面的期限：
历来经验证明，凡是淹死的人，或者遭到凶杀后马上给扔进河里的人，其尸首需要六天到十天才会腐烂，然后浮上水面。⑤
凶手用“历来经验证明”作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从而使后面的宾语成为一种带有常识性的背景知识，以达到他混淆死者被害时间，逃脱罪责的目的。杜宾则用了“在通常情况下，人体的比重大约等于人体在淡水中的排水量”这一物理学原理，再加上对各种具体相关物理现象的分析和计算， 最后得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无可辩驳的结论：“科学和经验都告诉咱们，尸体浮上来的时间长短并不一定，而且必然如此。”⑥
这一结论使凶手杜撰的尸体浮出水面的期限作为推理的背景知识预设因不能成立而消逝，从而排除了干扰，确立了死者的身份。
以上的背景预设或背景预设的消逝都是建立在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之上，大侦探推理过程的多样化和严谨性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作者爱伦•坡广泛的知识阅历。
四、对象预设
任何言语活动都面向交际对象，以特定交际对象的存在为前提。对象预设就是指篇章在生成过程和理解过程中有关各种交际对象的各种提前信息，它反映了交际主体与对象在言语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交际主体在创作某一作品时，总以特定的交际对象的存在为前提去斟酌话语的表达方式及篇章组织方式， 以达到缩短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求得最佳交际效果的目的。书面言语活动中的对象预设反映了作者对读者的期待，期待读者将所读到的内容同个人的某种经验联系起来，产生联想。作为言语主体的作者为了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必须对想象中的交际对象——读者进行一系列预设，如知识预设、情感预设、经验预设、兴趣预设等，以便在创作过程中选择最适合假设读者社会心理的特征的语言手段和言语组合方式。在书面言语活动中，对象预设在篇章生成和起始阶段尤为重要和突出。
爱伦•坡的三篇侦探推理小说，既可独立成章，又互相关联。它们之所以相互关联，不仅仅是由于大侦探杜宾是贯穿其中的主角，还包含作者对想象读者的经验、情感、兴趣的预设，即期待读者在读《玛丽•罗热疑案》和《窃信案》之前已经读了《毛格街血案》，对大侦探杜宾有所了解，佩服他的侦破能力，对他的破案活动饶有兴趣。这一切在他的第二篇侦探推理小说《玛丽•罗热疑案》的开场白中通过警察局对杜宾的佩服甚至依赖表现出来：
不难想象，我的朋友当初在毛格街惨剧里扮演的角色给巴黎警察厅的印象并没磨灭。 杜宾的大名在巴黎警察厅的探员看来早已家喻户晓。……警察厅请他参与的案子也着实不少。其中最突出的一件，就是一个名叫玛丽•罗热的姑娘被害血案。⑦
首先，这里“我的朋友当初在毛格街惨剧里扮演的角色”是指杜宾对毛格街血案侦破，而要明确这一点就必须读过《毛格街血案》，这其中暗含着对交际对象即读者读过《毛格街血案》这个短篇的经验的预设。第二，表面上陈述的是警察和侦探们对我朋友的印象和感受，实际上是作者期待着读者对小说主角的佩服和兴趣。第三，这种预设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文——警察局找杜宾侦破玛丽•罗热被杀案件。同样的方式，在《窃信案》的开篇引出了警察局长Ｃ， 闯进“我”和杜宾的住宅，要求杜宾帮助找回被窃的信件。
作者写这种侦探推理小说时，有意无意地追求着一种让读者叹服主角惊人的洞察和推理能力的效果，为使这三篇小说相互关联而采用的对象预设手段可使这种效果步步增强。
上述分析表明：语用预设在爱伦•坡的推理小说的组织行文和情节发展上起着关键作用。它是完成一次性完整推理的前提，没有语用预设，推理便成了无本之木。在完成“我”和大侦探杜宾以及警察三个既定角色之间的交际过程中，警方的愚蠢不仅给大侦探的反复登场提供了机会，同时衬托着杜宾的睿智和机警，而“我”的迟钝则使得大侦探的推理过程和广博知识循序展开，层层亮相，在这个过程中，语用预设作为一种有机的纽带和线索，牵动着我的好奇心，使我情不自禁地顺势而行，从迷惑不解走向真相大白。对读者来讲，语用预设可作为一种得力的分析工具，读者只要抓住三个角色的特点，再找出推理的前提预设就能够使整个推理明朗化，同时也疏理和领略了爱伦•坡推理小说的行文手段。小说中的“我”坦言：杜宾用来破案的是“那种性质简单的推论”。本文所分析的几种语用预设的确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一般人都可理解，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侦探推理小说往往被看作是大众化的消遣读物。即便如此，对于公认的优秀的侦探推理小说来讲，在这种简单的背后，也蕴含着作者的语言和文化积淀。本文从语用预设角度分析爱伦•坡的推理小说，恰恰彰显了这位侦探推理小说创始人严肃的学问功底，旨在引导读者在消遣的同时，也可增强自己的分析问题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徐莉华，福建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肖青芝，硕士研究生，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①④ 译自John I.Saeed.Semantics.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北京，Ｐ101、Ｐ99。
②③⑤⑥⑦ 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陈良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第89页，第178页，第180页，第163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