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唐代小说与史官文化
作者：阳建雄
摘要：在重史的文化氛围笼罩下，唐代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历史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时，也摆脱了作为子、史的附庸地位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式样。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形成重史的传统。这种传统到唐代时得到了极大的发扬，整个社会形成了重史、崇史的文化氛围。毋庸置疑，萌芽、成长于史传中的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时，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历史化的倾向。——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作于一种成熟的文体，唐代小说对史官文化的超越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唐代小说与史官文化之间的这种比较复杂的关系，本文拟从如下两方面来论述：
一、史官文化对唐代小说的影响
１唐代小说在体制上模仿了史传的创作形式
（１）受史传影响，唐人多以“传”“记”（或“纪”）“志”“录”来称自己的小说或小说作品集。刘勰云：“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的使官将真实记载历史事实、人物言行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正因为如此，所以史书篇目多以“传”、“记”（或“纪”）、“志”、“录”等命名，以示记载不虚，传录有据。比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有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列传七十篇；《汉书》三百篇中，有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史传的这种命名方式显然对唐代小说的命名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据李少雍先生的统计，“唐传奇单篇中，不按纪传体方式命名的，实际上只有《游仙窟》、《湘中怨解》、《传奇》三篇。”①如果说李先生的统计主要是着眼单篇传奇而没有顾及到小说集因而得出的结论还不够全面的话，那么程国赋先生依据汪辟疆《唐人小说》所录篇目对唐代单篇传奇和小说集两个方面所进行的统计就很有说服力了。据程先生的统计，唐代小说以“传”命名的有《补江总白猿传》《邺侯家传》《崔少玄传》《高力士外传》等二十五种；以“记”或“纪”命名的有《古镜记》《梁四公记》《冥报记》《广异记》等二十一种；以“志”命名的有《辨疑志》《博异志》《独异志》《宣室志》等四种；以“录”命名的有《定命录》《异梦录》《龙成录》《玄怪录》等十五种。——史传文学对唐代小说命名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２）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唐代小说的开篇和结尾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
我们先来看唐代小说的开头。史传作品的开头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程式：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出身等。比如《史记》中有不少篇目的开头就是这样的，且举几例：《高祖本纪》的开头为“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陈涉世家》的开头为“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李将军列传》的开头为“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汉书》中也有很多篇章如《苏武传》《霍光传》等的开头与《史记》大抵相同。对唐代小说的开头进行一个粗略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或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或标明人物姓氏、籍贯、郡望、世系，如《冯燕传》的开头为“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东城老父传》的开头为“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聂隐娘》的开头为“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谢小娥传》的开头为“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如此等等。唐代小说的开头方式之所以与史传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非出于偶然，显然是唐代小说作家有意模仿史传的结果。
我们再来分析唐代小说的结尾。众所周知，《史记》最后有“太史公曰”，《汉书》最后有“赞曰”，都是作史者在文章最后对该篇作品所发表的一些说明或评论。受《史记》和《汉书》这种结尾方式的影响，唐代小说的结尾多采用寓惩劝于议论的形式。如《虬髯客传》：“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又如《杨娼传》：“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又如《李娃传》：“嗟呼，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小说《南柯太守传》结尾处用“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谢小蛾传》结尾处用“君子曰”、《柳毅传》用“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的方式，小说集《唐阕史》用“参寥子曰”、《云溪友议》用“云溪子曰”的方式来表达作者个人的见解，则模仿《史记》和《汉书》之迹更为明显。
（３）一些小说作品甚至整篇结构模仿史传体式。比如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其写卢生梦中人生就是完全套用史传体的写法：铺写卢生的仕宦升降、官阶变化、了嗣职位，甚至还像正规史书一样编入一份临终遗表和皇帝的答诏。又如韩愈的《毛颖传》，“彻头彻尾地用史传的体式”：先述毛颖的先祖，次及毛颖一生的经历，最后也有类于论赞的评论。
２史家的实录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唐代小说的创作
（１）史家的实录精神与唐代的小说理论。
唐代并没有留下专门讨论小说的东西，唐代的小说理论主要散见于小说集的序、跋以及小说作品之中（主要是开头或结尾处）。兹举几例：
予自开元至长庆间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
——《唐国史补•序》
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唯见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编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次柳氏旧闻•序》
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
——《东观奏记•序》
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合，符于人心。如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谢小娥传》
细细考察以上所引的这些材料，我们不难看出唐代的小说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强调“补史之阙”。这种小说创作观念显然是受史家实录精神影响的结果。要特别指出的是受史家实录精神的影响，唐代有些评论家甚至以“史才”作为评价小说成败优劣的标准，比如李肇就这样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２）史家的实录精神与唐代小说作家求真的创作情结。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相对六朝而言，唐代的确有些小说作家开始在创作过程中进行有意识的虚构，但很多小说作家还是摆脱不了史家实录精神的影响，总是竭力想让别人相信自己创作的小说就是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为了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唐代的小说家们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方法：
第一，将故事附会于名门望族之人，如《离魂记》的主人公是太原王宙，《霍小玉传》的主人公是陇西李益，《李娃传》的主人公是荥阳郑生，《莺莺传》的主人公是崔莺莺，《枕中记》的主人公是卢生……等。众所周知，崔、卢、李、郑、王等都是唐时的大姓。据程国赋先生的统计，在汪辟疆《唐人小说》收录的六十八篇作品中，作品人物用大姓作为姓氏的就有四十三篇，占全书总篇的百分之六十三。②唐代小说作家热衷于用大姓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一方面固然是门第观念的强大力量在小说中的折射，但另一方面也是小说作家想证明自己所传之事真实不妄这种心态的反映。
第二，注明故事发生的年号，如《元柳二公》《莺莺传》《霍小玉传》《崔玄微》等就分别标注有“元和初”、“贞元中”、“大历中”、“唐天宝中”等与年号有关的字样。这种标注年号的做法在唐代的小说作品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非常普遍。据韩云波先生的统计，裴钅刑《传奇》三十一篇小说中有三十篇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博异志》三十二篇小说中有二十七篇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还有两篇年代可考。③——唐代小说作家喜欢在作品中标注年号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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