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六朝的山水之游与山水文学
作者：黄 萍
摘要：山水之游与山水文学相伴随而生，至六朝随着文化思潮的演变又有了新的变化，二者关系更加紧密。 本文主要透过六朝士人的审美观的演变来探讨六朝山水之游与山水文学的关系及特点。
一
山水之游也即游山玩水，或称郊游。孔子北游，有农山之叹；庄子与惠子游，有濠梁之争；《诗经》中多载郊游之事，如《出其东门》篇等；屈原被放逐、游于沅、湘之地，当有《涉江》等篇……山水文学伴随着山水之游而产生。在原始社会，山水多被幻化成山精水怪，原始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山水便呈现出超自然化和神化色彩，当时的山水审美意识是带着恐惧敬畏心理的。当人们的认识逐渐发展，山水逐渐以美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游览与欣赏山水成为人们特别是文人所喜好的一项活动，相应的山水作品也就产生了。对此，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中有论述：“论山川，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按文以见时”，“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作为亲近自然的山水之游与描绘山水之美、反映游赏之乐的山水文学在六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二者联系更为紧密。
二
山水之游在六朝士子文人中尤为兴盛。六朝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也是继战国之后的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玄学清谈，佛学思辨。文人士子为摆脱礼法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寄情山水成为他们追求个性、怡养性情的重要方式。王弼体道贵无的审美观，首先影响到六朝士人的自然美观念，它促使人们用新的审美眼光来观赏山水之美，将山水自然美看作“道”的显现，这就促成了山水诗文的兴起与发展。晋宋以后，般若佛学以精神（心灵）为最高本体的话语体系取代玄学的人格（自我）本体论思维而日益成为主流，般若佛学所表述的主客两忘、物我俱一的认识模式，使客体对象与主体人的差别彻底消失。山水的自然美不再是依附于人的，只为突出人这个中心而存在，而是物我两融，和谐如一了。这无论是在山水之游的活动中，还是在山水文学的创作上都表现出这些特点和变化。
魏晋时士人们浪迹山水已成风尚。建安诗人、竹林七贤，都喜欢畅游园林，啸傲山涧。至东晋，此风益盛。东晋贵族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书•孙绰传》）。东晋名相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谢安传》）。东晋名臣纪瞻“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纪瞻传》）。王羲之“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东晋隐士郭文，“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晋书•郭文传》）。晋宋以后，随着佛学精神取代玄学观念而成为社会意识主流，游山玩水真正成为士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他们对于自然山水的依恋，已真正达到“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境地。刘宋宗室刘义恭“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至，车至吴郡，登虎丘山，又登无锡县乌山以望太湖”（《南史•刘义恭传》）。刘宋隐士王弘之“家贫，性好山水”，“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宋书•王弘之传》）。刘宋隐士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宗炳传》）梁朝昭明太子萧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园亭，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梁书•萧统传》）。对于山水美景的欣赏甚至感染到老百姓“（南齐）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南齐书》）。
最出名的莫过于刘宋山水诗人谢灵运，他“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为了便于登山，他还发明了一种登山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自称“旅客易山行”（《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被权臣徐羡之贬为永嘉太守后，心情忧郁，便放情游山览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宋书•谢灵运传》）。被召回后仍然未得到重用，则“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宋书•谢灵运传》）。可见，谢灵运游山水到了痴迷的地步，堪当六朝山水之游的典型代表。在这里，山水所具有的无尽意味和空灵境界，与谢灵运所追求的自由精神是相通相融、合而为一的。
六朝人喜欢结伴而游，众多文人名士聚集在一起游山玩水，赏园吟诗也十分流行。文人雅士集于山林水泽，诗文唱和以往还，怡养性情，物我相融，较有代表性的有兰亭雅集、山泽之游、西邸之会等。
东晋时一次盛大的文人雅集唱和活动是“兰亭雅集”。“ 永和五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晋书•王羲之传》）。南朝谢氏家族以怡山悦水著称于世。《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山泽四友从夕至晨，共游山泽，时而登岭，时而溯溪，时而入亭，时而泛舟，观照一山一水，亲近一草一木，唱和以往还。竟陵王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天下才学皆游集于其门下，形成西邸文人集团。《梁书•武帝纪》云：“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脁、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八友游于西邸，以文章赏会。六朝的山水赏会，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自由欣赏，强调的是山水清音给人的美感享受。由于山水赏会的兴起，促成了山水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三
人们经过山水游历，陶醉于山清水秀的幽美之境中，创作灵感和热情被眼前的美景所触动、所激发，他们把自己在山水游历过程中形成的审美体验，借助适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一首首、一篇篇山水作品便流传于世。山水诗文萌芽于先秦，发展成熟于六朝。从先秦开始，山水景物在诗文句或篇中多次出现，但完整的山水诗却出现在六朝。对山水自觉的审美追求始于魏晋，第一首完整而成熟的山水诗当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建安诗人游赏宴集于园林山水之中，以政治伦理功利欲望和动乱社会构成的人生观念在这种游赏中淡化，代之而起的是人的性情意识，并成为创作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公宴》《宴会》《游览》《杂诗》等优秀山水作品，代表作家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晋孙绰集十余年的山水感受，“作《遂初赋》以放其意”，在游过天台山后，写《天台山赋》，拿给友人看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也。”友人范荣期说：“恐子之金石非中宫商”，但读后首肯：“应是我辈语。”（《晋书•孙绰传》）梁王籍在入若耶溪游后写出千古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绝句”（《梁书•王籍传》）。北齐颜延之记载时人的推崇说：“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文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喜：‘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颜氏家训•文章篇》）。
六朝山水文学主要是山水诗和山水赋。赋作主要有郭璞《江赋》、庾阐《涉江赋》、袁乔《江赋》、曹毗《涉江赋》《观涛赋》、顾恺之《观涛赋》《湘川赋》等。郭璞《江赋》是其中优秀之作，“其辞甚伟，为世所称”（《晋书•郭璞传》）。萧统把此赋作为江海类赋体收入《文选》，肯定其价值。《文选》卷十二《江赋》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山水赋写山水景物，多为作者游览山水之后感作或记述之作，笔下的山川景物富有情韵，给人美感。晋宋以来的山水诗赋表明，自然美从作为社会美、人格美的陪衬和背景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崛然而起的姿态走向了独立。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山水诗人谢灵运。在谢灵运之前，山水诗文虽已出现，但或是作寄托比兴之用，或是为谈玄理，并非纯正。至谢灵运方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赋。他以其卓绝的才能和丰厚的成就引领了当时和以后的山水诗赋创作的潮流。他的山水诗作主要有：《答谢惠连》《相逢行》《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诗》《晚出西射堂》《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入彭蠡湖口》《登上戌石鼓山》《登江中孤屿》《游南亭》《登石门最高顶》《从斤竹涧越岭西行》等等，还有一篇《山居赋》，这些诗赋是他游山赏水的见闻和感受纪录。他的山水作品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鲜明地突出了一种以“心”为本的“感心”、“赏心”、“悟心”等审美意味。“邂逅赏心人，与我顺怀抱。”（《相逢行》），“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诗人观赏一山一水，感受一草一木，实质上是在观赏自己的心情，感悟自己的神意，并在这观赏感悟中体验到内在的欢畅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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