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政治视野下的女性关怀
作者：顾晓玲
文末，为使贞贞摆脱不为村人见容的现实困境，丁玲给她安排了出走延安的道路，然而这一安排又构成了丁玲创作女性立场的悖离。如果说之前失贞了的贞贞还高扬着拒绝隐遁的女性尊严，勇敢地直面不堪人生，从容地回到生养她的村庄，选择去延安重塑自己这一行为本身却又构成了一次隐遁，对个体尊严维护的同时又形成对社会尊严的背叛，从而使女性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产生了致命的背离，具有革命色彩的出走又使女性尊严的捍卫遭遇颠覆。
在贞贞的命运中，边区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文中没有明指，只用“他们”一词暗示，且是通过贞贞的叙述提出。在叙事者与贞贞的初次晤谈中，贞贞告诉她：“后来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我在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派我去了，要替我治病……”这里的叙述，既明晰又含混，包含着几重辩解。有从贞贞角度出发的，“派去的”、“工作重要”，显然是贞贞寻找能够分担生命困境的自辩，“也是没有办法”“不再派我去了，要替我治病”，则是贞贞为“他们”所作的辩解。从作者的角度说，也存在一种有意的回避。边区政府利用这样一个弱女子搞情报，似乎有点不大光彩。虽然“工作重要”这一现实考虑，已迫使“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要“他们”来承担起指派贞贞以那样一种方式去“工作”的责任，历史还缺乏这样的道德勇气。正是因为未曾指明，不知不觉间，“他们”似乎也脱卸了自己的责任。革命没有保护女性。有论者指出：“当一种绝对合理的革命事业和相对合理的体制不能为参与其中并为之‘献身’的女人的行为提供相应道德支持的时候，这种革命的合理性便应该受到责疑。”在作品中，丁玲或贞贞渴望的新道德几乎没有出现，这不仅使女性在革命的过程中孤立无援，而且，也使得革命对女性的承诺（解放妇女）显得空洞而难以兑现。到了延安的贞贞真能“重新做一个人”吗？很让人担心。
三、贞贞之“弱点”：丁玲政治立场下的人性展示
比较《霞村》和《新的信念》，会发现两者女性形象的巨大差别。后文中的陈老太婆形象，在被俘的十几天里遭受的摧残和看到的罪恶，使她对日本侵略者充满满腔的仇恨，激起了强烈的复仇欲望，这种仇恨和欲望甚至使她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的禁锢，不顾自己儿子、媳妇和村民的误解，也不顾自己的脸面，用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唤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斗争热情。而《霞村》中的贞贞在日军营中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看不到交战国国民之间的你死我活，相反，在她眼里：“日本的女人也会念很多很多书，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几封写得漂亮的信：有的是他们的婆姨来的，有的是相好来的，也有不认识的姑娘写信给他们，还夹上一张照片，写了好些肉麻的话，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心，总哄得那些鬼子当宝贝似的揣在怀里。”日本兵还把有关他们私生活的信和照片给贞贞看，可见他们并不仅仅把她当作一个发泄兽欲的机器，同时也把她当作一个可以分享他们感情的亲密异性，也就是说她和他们之间有着超出肉体之外的比较人性化的关系。这也使小说受到“没有表现对敌人仇恨”的责难。
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霞村》描写更符合生活真实。贞贞起初并非专业的情报员，也非目标明确、心狠手辣的女特工，她的工作是业余性质的，身上的人性弱点使她和敌人建立了比较暧昧的关系。然而，这种暧昧并没有使她泯灭是非，敌我不分。“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只有今年秋天的时候，那才厉害，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又赶上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我一个人摸黑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在这里，贞贞是一个符合革命理念的英雄，一个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圣女，因此叙述者“我”（也包括丁玲）代表主流政治对她的义举大力褒扬，演绎的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话语。以此为基点，作者对霞村民众的道德杀人、习见杀人予以国民性的探索与批判。可以看出，在此，丁玲对女性命运的关怀有一个前提，即假定贞贞是忠贞的，既忠于爱情，又忠于革命，没有这个前提，贞贞的不幸可能博得作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但无法贯穿作者试图在大敌当前对一切阻碍抗战、不利于抗战的国民性传统进行批判的启蒙话语，也无法贯穿她对在民族抗战中女性生存遭受贬抑的现实表示愤慨的女性话语。因而，《霞村》并不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在这里，女性问题超越了国家、民族问题，被还原为纯粹的女性问题。女性问题只是使作者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观察民族问题、国民性问题的角度。假如贞贞没有为抗日武装提供情报，丁玲将无法提出她的女性问题，她的文本都无法建构，假如贞贞被日军掳去前就是一个失贞的女性，那么霞村民众对她的责难将显得合法化，丁玲即使从革命理念出发对她的献身行为给予肯定，但对霞村民众的启蒙将显得勉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霞村》并不是一个纯女性文本，其政治文本的特性也是一个显在。
类似题材如张爱玲的《色•戒》，也是一个女性为抗日牺牲肉体的故事，然而相较于《霞村》，作者尽管也是在国家、民族话语的框架下展示了主人公王佳芝的爱国热情，但她无心于丁玲式的政治立场，侧重于表现其女性意识和爱情中的人性偏执的一面，国家、民族话语只是使作者获得一个张看人性的角度。王佳芝起初出于爱国的崇高目的自愿充当诱饵，然而盲目的冲动、爱情至上的逻辑使她关键时刻投敌卖友，与贞贞的理性高尚、明辨是非形成鲜明对比。张爱玲所秉承的完全是个人主义立场。她“笔下的女主角对爱情的执着和痴迷，非凡人可以比拟，亦非凡人可以想象——”为了爱，尚且不是真爱，便糊涂踏上了死亡的列车，这样的爱于国、于女性自身有何意义？爱情的结局既秉承了张爱玲的一贯的对爱情的怀疑态度，又使国家话语和女性话语相互消解，使《色•戒》成为一个纯人性文本。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人性角度、女性角度来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确实使文本阐释出了一些新意，然而也有一股暗流，用人性话语、女性话语解构国家话语。本文的解读表明《霞村》是一个政治的和女性的双重文本，丁玲式的女性关怀与两难处境都是建立在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之上。
（责任编辑：赵红玉）
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为０６ＳＪＤ７５０００２
作者简介：顾晓玲，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女性文学。
参考文献：
[１]丁玲．三八节有感．周良沛《丁玲传》[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陈理慧．革命中的女性角色[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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