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当下视野中的苦难生存
作者：翟永明
摘要：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展示了人物在当下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深重苦难，不仅显现出对生命意识的坚守与捍卫，而且在这种苦难的体察中实现了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追问，这种追问构成了李锐小说的终极指向。
从二〇〇四年十月起，李锐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题名为《农具》的短篇小说，这是继二〇〇二年《银城故事》出版后李锐小说创作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爆发，到目前为止，李锐已创作出了十数篇这样的小说，并在文坛已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与李锐以往的小说相比，《农具》系列小说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题材的转换，这些小说所选题材皆是当下生活现状，甚至是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这对于一个长期关注历史甚至相当数量的小说以历史为主角的小说家来说着实是个不小的变化。《扁担》描写了一个到城里打工的农民的不幸遭遇和返回家乡的执著；《牧笛》中说书老人在马戏团脱衣舞的冲击下失去了昔日的观众；《瞁镰》中青年农民为给因告状而被害死的哥哥报仇，采用极端的手段割下了恶霸村长的头；《青石碨》描写了买卖人口的罪恶；《樵斧》通过警察和僧人的对话展现了一个农民工在厂子里被切掉了手指告状无门不得已出家后投江自杀的故事；《连耞》中贫困的民办教师为改善生活却遭到失业的打击；《锄》描写了煤炭公司对农民土地的强占；《耕牛》展现了村子里时常会发生的强令宰杀牲畜的现实；《桔槔》中铁路两旁的村民从过路的火车上抢煤的行为，等等，从这些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活生生的故事将人完全带入了现实生存的体验中。
然而，《农具》系列小说虽表现的皆是当下的现实生活，但我们依然会发现这些小说在更深层次的意蕴表达上与李锐以往的小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即是李锐始终没有放弃的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以及对生命的持久关注。
《农具》系列诸篇首先展示了一种深重的苦难，小说中描述的苦难造成原因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现实世界的残酷，另一个是内在传统心理的制约，前者以《扁担》《牧笛》《耕牛》《樵斧》《青石碨》《瞁镰》等为代表，后者以《残耱》《锄》等为代表。
《扁担》中木匠金堂到北京打工，不但未找到工作反而被撞成了残废失去了双腿，陷入了孤苦无依的境地，只能以槐花充饥。为了回家，他靠自己木匠的手艺和一根扁担使自己可以慢慢挪动，一路上，他受尽了磨难，风吹日晒雨淋，饥寒交迫人情冷暖，都一一尝过，最终实现了可以死在家中的理想；《牧笛》中说了二十年书的老人却在现代流行音乐和带有色情表演的马戏团的冲击下失去了观众，也失去了自身赖以生存的价值，然而使他遭受更大打击的是自己的儿子也架不住这种诱惑，兴奋于那些脱衣女郎，使老人的凄凉与悲苦更为深重；《耕牛》中的红宝为躲避县里对牛的扑杀，带着跟了自己多年已经成为自己生活寄托的耕牛黄宝逃到了当年为躲日本人修建的旧窑洞里，结果在当晚的暴风雨中被双双砸死。此外，像《瞁镰》中为给冤死的哥哥报仇自己也被误杀的弟弟，《青石碨》中被拐卖到偏远山村的女人的悲惨遭遇等等，都显示出一种深重的苦难。与李锐以往小说中苦难的表现不同，这些苦难都是当下生存环境造成的，不论是商品经济冲击下人们观念的蜕变，还是当代官僚主义的危害，都极富时代色彩。李锐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人造成的新的苦难，在简洁生动的描述中显示出苦难的惨烈。
与外在生存环境带来的苦难相对应，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还表现了人物内在传统观念所导致的苦难，这与他以往的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残耱》中的老人在传统的子孙满堂观念的影响下，在儿子刚出生时就栽下了八棵杨树以备盖大瓦房，结果房子是盖起来了，但儿孙也都离开了村子搬到了城里，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他守着一排空阔的房子，就像那残破的耱变得毫无用处。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厚土》中《看山》的放牛老人，不同的遭遇却有着相似的心境，那种传统观念对人思想行为的强大制约以及被离弃的孤苦与凄凉在平静的叙述中却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锄》中瞎眼的六安爷在丰沃的百亩园被煤炭公司高价收买后，仍天天拄着锄去锄地，尽管这种劳动将毫无收获，但他就像在完成一种仪式，精心侍弄着那些长势良好的幼苗，正如他不断强调的“我不是锄地，我是过瘾”，那种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热望尽管满含着无奈与凄凉，却也存在着一丝执著的悲壮。
但是，《农具》系列小说显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个体苦难生存状态的描述上，而是在对这种苦难的体察中显现出对生命意识的坚守与捍卫，这集中体现在小说中人物所具有的反抗意识上。
《扁担》中的金堂在北京打工时遭遇到极大的不幸，但他凭着一种农民式的执拗顽强地生存下来，目的就是回到家乡，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中，他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气与苦难抗争，在饱尝了各种人情冷暖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耕牛》中的光棍红宝为保护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伙伴黄宝，将黄宝悄悄带到了深山里的破窑，发誓与畜牧局和公安局的人斗争到底；《青石碨》中被拐卖的女人不甘心一辈子呆在山村里，五年中不断地逃跑，不断地被抓，尽管每次被抓都被锁在石磨上，几天几夜没吃没喝，忍受风吹雨打，但她依然顽强地积蓄着力量，准备着一次又一次的逃跑；《樵斧》的表现比较别致，整篇小说几乎全部是由对话组成，在对话中从侧面展现了了断的故事，了断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在工厂打工时被切掉了四个半指头，伤残后四处流浪，受了无数的磨难，根本讨不到公道，又无以为生，就自己决意出家，不仅烧了身份证和户口，而且给自己净了身，最终投江自杀，决绝地完成了对不平等现实的反抗；《瞁镰》中有来的反抗是最为极端的，为了给冤死的哥哥报仇，告倒恶霸村长，不惜一命抵一命，割下了村长的人头，这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农民唯一能采用的办法，整个过程的平静坦然，令人毛骨悚然，但也实实在在地折射出现实世界压制生命正常生长的事实。
《农具》系列小说中对苦难淋漓尽致的表现以及其中暗含的某种反抗使它与李锐以往的小说保持了一贯性，但是一种更为潜在的联系却是表现在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追问上，这种追问不仅使李锐的小说具有了某种诗性特征，而且构成了他小说的终极指向。《农具》系列小说的整体氛围是焦躁不安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痛苦地陷入了某种困境中，虽极尽挣扎却难以自拔，表现出一种悖论式的宿命色彩。《连耞》中由于山村的贫困，屡屡拖欠教师的工资，为了自给自足，民办教师王光荣不得不种上黑豆卖到山外面以补足自己的生活，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影响了教学质量，不仅导致学校解散，而且自己也被解职，在黑豆和名誉、市场和教育二者之间的悖论中，王光荣陷入了一种宿命式的困境，而小说结尾与学生馍妮儿就古诗的谈话正是对虚妄理想的颠覆；《青石碨》中以拐卖人口为业的女人却戏剧性地被别人拐卖到偏远的山村里受尽了磨难，虽最终被警察解救，但也难以摆脱法律的制裁，在城市里点燃一盏属于自己的灯火的理想只能绝望地破灭；《残耱》中的老人历尽艰辛，希望实现儿孙满堂的理想，但事与愿违，儿孙们都住到了城里，只有自己守着本来是给儿子们盖的大瓦房里，像残破的耱一样被无情的离弃；《桔槔》中几个月后就要结婚的哥哥利用桔槔的杠杆原理设计出了偷煤的新工具，然而乐极生悲的是，这种新式工具最终要了哥哥的命，准备结婚的新房连同新娘都归属了弟弟。此外，像《牧笛》中的说书老人、《扁担》中的民工、《锄》中的六安爷同样都陷入了一种命定式的焦虑中，这种焦虑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体的焦虑，而且是人类陷入种种困境中所导致的普泛性的焦虑，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李锐的小说才有了较高的品位，才具有了一种诗性的光辉，小说表达才上升到了“人类的”层面。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翟永明（１９７６－），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