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第二次握手》新旧版本比较谈
作者：吴晓云
摘要：《第二次握手》是“文革”地下文学的代表，重写本延续了旧版本对科学家爱情的描写，并使之得到了丰富。本文试从重写本与旧版本的比较出发，探讨小说对知识分子及其爱情的描写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不足。
《第二次握手》是“文革”时期有名的手抄本小说，作家张扬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倾注在这部书上。小说经过多次重写，于一九七九年作者平反后正式出版，被称为“划过沉沉黑夜的一道闪电”，“感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使千百万读者“心里燃起光明的火焰”，四百三十万册的总印数至今居新时期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之首，创造了一个文学的传奇。作为特定时代的历史的见证，《第二次握手》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位置。二〇〇六年六月出版的重写本《第二次握手》是小说的第五次重写。
与旧版本相比，重写本的主题和故事框架未变，但在许多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
首先，特定时代的政治色彩变淡，主要体现为周恩来形象、知识分子的政治色彩弱化。如丁洁琼与周恩来的关系、凌云竹对周恩来的崇拜及与共产党的联系、抗战时期苏冠兰与共产党的活动等都被去掉了。
其次，历史厚度增加，增加了许多相关历史背景的介绍，有着史诗般气魄的宏大叙事，使爱情故事的展开有了一个宏阔的背景。
再次，文学性得到了增强。人物形象更多更生动具体，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描写得到了改进，苍白的人物变得更加丰富立体。增加了一些人物，描写也更细腻。简单化的论述具体化：如有关知识分子重要性的大段论述、茅政委与鲁宁的冲突等。一些带有“文革”特色的时代语言也得到了修正。
不过，总的来说，重写本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于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和对爱情的生动描写。
一
旧版的《第二次握手》一大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小说中人物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十七年文学中，由于一体化文学的要求，知识分子题材成了禁区。深入知识分子中间，细腻地描写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如《大学春秋》《我们播种爱情》等为数不多，难得的一部经典《青春之歌》讲到的也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主题。公开表示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全面认同的作品非常罕见。到了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家们在一次次批判面前，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基本丧失了正常的创作心态，对知识分子题材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处于地下创作的张扬，在那个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待的日子里，“对知识分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全盘肯定”，唱出了一曲知识分子的颂歌，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和精神空间的维护，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再次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历程后，再次扬眉吐气。一批歌颂知识分子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不断产生轰动效应，《第二次握手》就是在这一期间出版的，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小说写到了科学家们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和浓浓的爱国情怀，尽管文本在艺术性上存在诸多缺陷，但对自由而有地位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追求和认同在特定年代里成为小说现代性追求的一个表现，也是小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但重写本的创作背景和当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展示多元文化是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新世纪文学不仅要接过上个世纪的精神遗产——尚未完成的民主、科学和人性的‘启蒙’，还要面对西洋风景的全面侵入。”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的头号重大课题是中国知识阶级在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怎样以其特有的优势，“以其强大的文化释谜能力和广泛社会责任感，为人类历史打出最有希望的一张王牌”，因为从西方知识阶级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来看，现代化对知识阶级最大的威胁是“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在个人需求的追逐中迷失了知识阶级应有的信仰。躲避崇高之后又向往崇高，质疑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人之后又感到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当人。敏感的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又该往何处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大批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问题。它们或者以自省的姿态对当代知识阶层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如阎真的《沧浪之水》；或者将目光投向过去的年代，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找寻理想与信仰，如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不管意指何方，都为的是重塑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与价值追求，呼唤民族精神传统。重写本《第二次握手》也遵循了这一路径。
重写本延续扩大了旧版本的人物形象画廊。除添加了一些与故事背景相关的一些人物之外，科学家们的形象也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小说把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对政治的参与作了区分，去掉了他们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的情节，维系了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独立性。小说重点写到了一大批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站在学科发展最前沿，有着传统济世意识的科学家形象：老一辈以苏凤麒、凌云竹为代表，年轻一代以丁洁琼、苏冠兰、叶玉菡为代表。他们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延续。另外，对外籍科学家的描绘也得到了加强。主要人物的描写更加立体丰富，其他人物也显得性格鲜明，更人性化，而不是像旧版本那样只是简单的符号式描写。其中，改动最为成功的是苏凤麒这个人物形象。
在原来的小说中，苏凤麒是一个学识渊博、刚愎自用的学阀。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英国皇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他发现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苏氏彗星”，获得了皇家学会的伊丽莎白金冠奖。但骨子里传统伦理思想根深蒂固。他野蛮地干涉儿子恋爱自由，是这场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他唯一正确的决定就是解放后留在了大陆，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小说对他的描写显得简单化和脸谱化。但在重写本中，苏凤麒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仅睿智博学，而且爱国、明理、重情，是个正面人物形象。尽管他破坏了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却被赋予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可以让人谅解的理由。多年国外生活的经历、崇高的学界声誉和抗战中的杰出贡献给他的霸气和自负作了注脚。作者对他的描写非常细腻，特别是增加了情节（抗战中的贡献）和心理描写（干涉苏丁爱情的原因出于对儿子的爱，父亲的本能）。这些都让苏凤麒的形象变得更加可信，更符合人性的真实。“五四”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经历最复杂、视野最开阔、知识最丰富的一代，他们闯荡世界各地，有着饱满的救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是现代科技、现代学术的缔造者和奠基人。这些特质在苏凤麒老人身上都得到了体现。这是一个有性格缺点的大师，是“五四”知识阶层的代表。尽管在小说中他不像凌云竹那样完美，但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形象，他显得更有光彩，甚至比苏冠兰这个男一号更加鲜活，更富有魅力。
另外，丁洁琼和奥姆霍斯也是添加较多的人物。可以说，不管怎样改，奥姆霍斯都是作为丁洁琼的陪衬人物出现的。有了奥姆，丁洁琼的形象显得更加完美、丰富，但奥姆的形象塑造应该说是不成功的。张扬为了适应时代观念的发展，让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小说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人，百分之九是可以原谅的人，只剩下一个卜罗米是个卑鄙的可怜虫。在多元化的时代，这样的价值判定本是无可厚非的，却不能因此抹煞人物的特质。虽然在本质上，人类有共通性，但因国籍、种族的不同，人类还有差异性。而这正是人类丰富性的体现。可在重写本中，美国人查尔斯的忏悔和一个中国老人别无二致，只是贴上了一个上帝的标签；无任何东方文化背景的奥姆对爱情的含蓄、隐忍和坚持无论是其爱尔兰血统抑或国籍都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和苏冠兰倒像是有同一血脉，单凭丁洁琼的魅力恐怕不至于此吧？本来通过对西方知识分子的生动刻画，可以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更加突出。但这个效果显然没有达到。对丁洁琼过于完美的描写也是如此。当然这是张扬的创作目的，他就是要向大家奉献一个完美的女神形象。但这样就让人性的丰富性受到了削弱，违背了艺术的真实性原则。人不可能是完人，太阳也会有黑点，完美的人会因缺陷而更富有魅力，因为缺陷让人更加生动，而魅力就源于生动。所以成功的人物描写应该是给读者呈现出有血有肉的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不仅仅是一个完人。丁洁琼作为小说中的人物是完美的，但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则是有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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