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海外华文作家散文简论
作者：刘涵华
摘要：海外大陆作家的创作以散文为最盛，与大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形成相互呼应的局面。海外大陆作家散文有三个特点：一、以个体身份梳理历史事件，表现出批判精神；二、在不同文化的参照中获得新的视角；三、二十世纪世界文艺思潮对海外大陆作家的散文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海外大陆作家的散文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大陆作家相继走向世界各地，不仅在异邦扎下生活之根，而且坚持母语创作，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做出了特殊贡献。海外大陆作家的创作，以散文为最盛，和大陆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局面。正如乐黛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海外大陆文学作品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多少年后，也许还会成为其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
一、追问历史
二十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取得伟大突破的世纪，但同时也是灾难频仍的世纪。海外大陆作家和他们的散文创作，首先表现出对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深刻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直面历史的探索精神作为一种优秀传统，在其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与发扬。王岳川在论及新历史主义时曾指出：“文学的历史性即个人体验的文学表达总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总是能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某种矛盾现象。……历史的文学性，指批评主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中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解读媒介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历史奥秘的可能性。”
一平原为北京一位中学教师，出版过散文集《身后的田野》，现在波兰密兹凯维支大学工作。他在《一个故事》中记叙了一位具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东北老太太数十年的艰辛：母亲因避战乱从俄罗斯来到中国，嫁了中国农民，数十年后，老太太当生产队长的丈夫又因躲避“文革”跑到了苏联。改革开放后，她孟姜女一样提了小包袱去俄罗斯寻亲。两代人的苦难生活，原本在历史的夹缝中隐而不现，当一平用真实的笔墨展现这一切时，便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一平“理解时代的残酷与个人的怯弱，理解生的艰难，相信在衰朽和败落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是不幸的”。正是因此，一平将平民的生存原则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以充满正义感的博爱之心执著追求生命的尊严和自由，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所以林贤治在《自治的海图》中这样评价：“一平与苇岸一样，都写得很少，迄今为止，也只是出版过一个集子《身后的田野》……但是，毋庸置疑，两位作者都是当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一九八九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桑晔，关注百多年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介入与影响的历史。桑晔采用了身体力行的方式。沿着当年袁世凯政治顾问莫利逊的足迹，“我骑自行车，坐火车，以及乘船，从北京到上海，到仰光”，以独特的方式切入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从一八九七年起，莫利逊在中国做记者，他因通过《泰晤士报》向世界大量报道辛亥革命成为知名记者，后来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阻止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苛刻条约、反对袁世凯称帝这两件大事上，莫利逊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散文中，桑晔以独特的结构将历史和现实生活交叉表现，既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又获得了与之相互呼应的现场感。除了尊重历史的理性精神和良好的艺术感受能力，我们还得到一种充满强烈爱国情怀的暗示——即如他自己所言：“这不是莫利逊的路，虽然他出发的很早，但我并没有迟到一百年。”
旅居英国的文艺理论家赵毅衡的《误入德累斯顿》是一篇流传很广的散文。作者对一九四五年英美轰炸德国德累斯顿进行了不依不饶的追问与谴责，其反战立场通过多视角的叙述表现得极为鲜明。“你知道，任何人想写反对战争的书，我都赠送一句金言。……我奉劝你写一本反对冰川的书”。 ——文中所引用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正好从反面说明了作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在赵毅衡看来，英美对德累斯顿的狂轰滥炸同德国法西斯的残暴一样，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对人类天性中的负面进行了犀利的揭露与批判。“人类最可悲的缺点是能自动忘却不方便记住的事情。”在文章结尾，赵毅衡又用反讽手法指出：“我想让德累斯顿作个见证的，并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类道德，而是最形而下的美感问题。”
以个体的身份梳理重大事件，拂去种种有意无意的遮蔽，以充满现代意识的探索洞察历史真相，最终获得把握人类与社会过去与未来的睿智眼光，应该说是海外大陆作家散文一个突出的特点。
二、在不同文化的相互参照中获得新的视角
从本土走向世界，是一个告别母体文化，融入他者的一个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海外大陆作家表现出了主动的姿态、敏锐的感受能力以及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他们告别了对文化母体“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对它及文化的多元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严歌苓是旅居海外的著名小说家，她的散文记录了身处两种文化之间的真实感受。《未老莫还乡》写自己和美国丈夫回国省亲时遭遇的尴尬。邻居的围观、片儿警的蛮横无理等等，活画出了我们 “久居兰室不闻其香”式的丑陋；而《一个中国女子与一个美国外交官的婚姻》又给盲目崇美的人抹了一支清凉剂。就因为一个中国女子与一个美国外交官结为夫妻，不仅劳伦斯丢了工作，而且严歌苓还接受了一系列带有侮辱意味的追查甚至测谎。“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利一再割让。抑或，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这种“两间余一卒”的身份，使严歌苓有机会看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负面，她不无愤怒地揭示这一切，使读者在阐释学所说的“视野融合”之中获益匪浅。
相比之下，王瑞芸以母体文化为本位，对美国进行了认真的审视。《我的美国邻居们》写美国的芸芸众生：为反对搬迁不惮做“出头鸟”的乔治，同性恋者杰西，以周全的礼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珍妮等等。而《我的美国教授们》则使我们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方式看见了美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王瑞芸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人性为原点，穿透不同民族文化所形成的隔膜与偏见，在揭示人性的过程中，使美国文化以及它所养育的人们的精神内里得以展现。
如果说严歌苓以两种文化的临界点为立足之地；王瑞芸用中国人的眼光审视异邦文化；那么，阿城则坚守着他在“寻根文学”时期就形成的思想，力图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在融入的同时也让世界了解自己。在美国，这当然需要深厚的功底与定力。《你这个名字怎么念》记叙了自己在美国堪萨斯州公路上因瞌睡翻车的经历，一件原本危险而尴尬的事，被叙述得幽默而气定神闲。
“车滚了一周半，罐头榨菜，四川郫县豆瓣酱，商务印书馆香港版《英汉小词典》，镇江香醋，三三书坊吴念真朱天文《恋恋风尘》，小磨香油，花椒粉，中华书局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筷子，民国三十二年初版上海开明书店李述礼译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牙签，康泰时照相机，牙刷，内裤，八八年版全美公路图，辣椒油，毫不相干散落堪萨斯州。”纯净的描写中，一个极中国化的阿城呼之欲出。但是，在整个处理肇事的过程中，美国警方竟然没有一人能念好他的名字。然而，仿佛预示着什么，二手车店里一个没有露面的女高中生，却对着远去的背影喊了一声标标准准的“阿——城”。对此，阿城满心欢喜地写道：“音正腔圆，好个不露面的大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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