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十七年文学性别神话解构
作者：王巧凤
摘要： “十七年”文学是阶级与政治泛滥、性别有意识解构的“父”性政治特权时期，也是男性“文学父权”神话之笔蔓延、创造隐喻意味及传统意象突出的特殊阶段。阶级和性别的结合，并非证明性别比阶级更具特权，只是对传统神话的一种冲击、颠覆和解构。
传统的中国文学建构着“文学父权”的神话，新中国成立后似乎不存在了。政治上的男女平等，几乎一夜之间吹散了几千年形成的“文学父权”话语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双性和谐”诗学景观。然而，这“和谐”，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十七年”文学包裹在“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中“文学父权”阴影和那个时代具有“父”化权威男性作家创造政治革命神话的显在倾向。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团体合写的一篇论文曾经讨论过“阶级和性别结合”的问题，他们认为：“这并非使性别比阶级更具特权，而是对一种传统的冲击。这种传统常常将妇女的写作排斥在男性写作和批评的主流之外。”因为在男性写作者看来，“笔杆是阴茎的隐喻”；“只有男性才具备创造天赋”，也就是说，在以父权为中心的男性传统话语结构中，诗是男性创造的，男作家有和“神”与“父”一致的概念。当诗具备了和上帝同等意味即“父”的价值时，男作家同时也就具备了等同于笔杆“父”、“神”、“上帝”的权威。那么，笔杆自然就具有了男性阴茎的隐喻。这是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盛行的一种观念，也是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常常隐含的一种潜意识文化心理。“塞德本人后来发现‘大多数文学本文都遵循这样一个传统’……在这些关系下面存在着继承、父权制或等级的意象。”因此我们说，传统的中西方文学一直在建构着一种“父”的文学。
有一种观点认为：“有意义的是‘父权’一词的概念，如史蒂芬•德达勒斯在《尤利西斯》中所说，一部‘合法的小说’，一个如果无须信仰也需要想象力的故事。但男人毕竟不能靠意识和理智来证明他的父权。‘他的孩子是他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故事，他向自己解释这个孩子的存在。显然，某种讲故事的方式暗含着一种忧虑，他不但迫切需要厌女症父权制观念显示的男人优越论给它消弭疑虑，而且还需要得到塞德描述的系统意象中包含的诸如词的补偿小说的保证。……诗是自然的一面镜子，这种模仿美学的概念发源于亚里士多德，后来又被锡德尼、莎士比亚和约翰生沿袭下来，认为诗人仅次于上帝，他创造了另一个镜中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实际上似乎锁住了或逮住了现实的影子。……在所有这些美学观点中，诗人像父亲一样是他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家长或统治者。”诗形而上地被男性社会惯性推向了“文学父权”的性别神话领域。
“作家”在西方文学中，就带有了“创造者”的性质。不仅具有权力，还有生产、发明及引起等意思。作品的产生靠作家，因此，作家就像“上帝统治世界一样统治他的作品”。在此意义上，只要作品未问世，作家对它就具有统治权威。这权威形成的关系系列是：“作者——本文、开头——发展——结局、形式——内容、读者——理解，等等。”这是塞德的观点。
在所有父权制社会，父亲——上帝创造了万物。“父”即男性，男性创造繁殖着人类。“本文的作者是父亲、祖先、生殖者和美学之父，他的笔是一种像他一样具有生殖力的工具。”在这里，笔杆是男性“器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而是一个“本质”问题。相对而言，父权制社会的妇女，并不具有创造和再造能力，是一个十足的“阉人”。
倘若有一种创造力出现在妇女身上，也是畸形。如果男性失去或滥用了这种权力，他们就会变成像妇女一样的“阉人”。因此，没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妇女本文，就一向被父权社会看做是“母鸡下的蛋，吃起来味道不错，看上去也真像是活的，但就是孵不出小鸡”。
五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受文学服务于政治和反映政策观念的影响，作家创作完全受时代政治思想制导，以体现政治斗争意识形态为根本任务，以展示阶级斗争模式为创作理念，以放弃个体审美观照为艺术标准，形成了一套服务于现实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文学创作模式和两极对阵的定位范畴意识，文学文本物质形态被政治审美意识单纯化了。
当然，“十七年”文学还是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也以大规模的战争与革命历史题材内容，还原了革命战争时代独特的真实生活和艺术魅力，表现出那个时代具有“父”化权威男性作家创造政治革命神话的显在倾向。
《保卫延安》《红日》通过对两场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重大战役的全景式描写，不仅写出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深刻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本质内涵，高扬了荡气回肠的革命英雄主义中国理想之“父”精神。福柯说“话语即权力”。由本文反映的历史真实，是由话语实现的。而这话语却是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决定的。如果不是这样的红色政治理性话语，作家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切入点选材结构提炼主题。那么，同样是战争主题，不刻意从“宏大”与“史诗”表现不见得就不好。然而，几乎所有男性作家笔下的革命与战争题材，都大幅度地把内容与形式规约在政治标准话语体系，导致那个时期的文本或多或少地形成一种“文学父权”的主流文学本文话语，单纯地实现了为政治宣传而不是为文学自身规律发展而创造的创作愿望。这不能说是因话语的滥用造成的扭曲，但如果说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话语的失范和强制性，不能说没有道理。
《红旗谱》《小城春秋》也是分别在中国农民革命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催人奋进的革命精神。这些气势雄浑、意境深邃的作品，在描绘史实的同时，极力地发掘重大的革命“诗意”。王愿坚作品在叙事上常常选取一个片断、一个场景、一些普通人物，挖掘深刻丰富的“诗意美”。要把那段光辉的历史，史诗般地表现出来，就“必须描写出这样的革命战争的精神。这样的革命战争的伟大精神，永远都值得歌颂，永远都有提高人们的英雄气概，鼓舞人们自我牺牲的、庄严伟大的、奋勇前进的力量”。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使中国人具有了普遍的 “诗意美”革命心态。苏珊在她的《阁楼里的疯女人》中将“文学父权”比喻为上帝和人民，其实在我们的十七年主流文学里，“党”和“人民”几乎可以和“上帝”媲美。男性作家如此着力地表现人民战争与人民革命，更多程度上是一种自觉意义上对“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作为作家，“父子关系”的影响一直存在。作家以男性之子的权力话语来歌颂“父”的权威，是一种传统意义上本能意识的反映。看似潜在的，其实是一种显在的红色政治理念的外化。即便没有人要求，他们也已经习惯了那样的思维定势和对“父”的激情崇拜，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必然选择。
于是，那个时期的作者无论叙述复杂浩繁的战争场面，还是塑造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都紧紧围绕贯穿其中“党”的化身和“父”性精神加以突出和强化，着力开掘每个人意志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彭总形象、周大勇形象、孙厚全形象、李振德形象，都洋溢着不朽的革命精神，合奏出一部雄壮的英雄史诗。但同时，也宣泄了男作家“文学父权”“阴茎隐喻”主流文学一统天下的创造意识，并构成了十七年革命战争文学男性神话的英雄传奇系列。
由此我们反观到一种现象：作家与笔，负载着政治革命之道，具有传统之“父”的权力，驰骋行使在题材、情节、主题、段落，甚至艺术技巧的选择与再造中。作为男性作家，那支笔更是非常自然地便选择了当下政治斗争进行创造，表现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历史重大题材选择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尽管那个历史阶段同样局限了他们的选择视野，但他们同样不会改变自己曲意主流文学的政治热情和靠拢主流文学的历史兴奋点。也许这是一种男性的集体无意识，也许在表明，“父亲”创造了万物，就是为迷惑作者、读者的，当然，也为我们今天作为女性进行解读时，留下了解构神话的范本。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巧凤，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与性别研究。
参考文献：
[１][英] 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妇女写作：简•爱．谢莉．维来特．奥罗拉•莉 [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桑德拉•Ｍ•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阁楼里的疯女人[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英] 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Ｃ]．纽约：现代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３４．
[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０６－１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