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作者：周引莉
摘要：王安忆的小说在语言、技巧、人物塑造、渲染环境及结构情节等方面都借鉴、化用了古典诗词（包括民歌）的精华，这使她的作品通俗中透着典雅，现代中传着古韵。
王安忆从小就受到古典诗词的熏陶，她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中表达了对古典诗词由衷的喜爱和赞扬。她善于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她对古典诗词或移用，或化用，推陈出新，演绎变通，创造出既有古典韵味又有现代气息的佳作。她曾说：“小说是散漫的，实用性很强的语言，内里也是有着格律的，不相信你读读看。还有，尽可能地用口语的，常用的，平白如话的字。这些字比较响亮，有歌唱性，《诗经》中‘国风’的那种，明代冯梦龙的‘桂枝儿’，也有点那意思。这关系到整篇小说的气质，世俗里的诗意。”
王安忆在语言、技巧、人物塑造、渲染环境及结构情节等方面都借鉴、化用了古典诗词（包括民歌）的精华，这使她的作品通俗中透着典雅，现代中传着古韵。
一、化用古典诗词及穿插文言词汇
《隐居的时代》中有这样几句：“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燕子寻归旧巢的习性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从王维的“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到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又到宋人田为的“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以及晏殊的“似曾相识燕归来”，再到清人周京的“烟雨疏疏覆绿苔，海棠时节燕重来”等，恐怕都成为王安忆化用的源泉。又如：“下弦月从云后边走着，云像烟一样，于是，清楚一阵，模糊一阵。身后稻田里，蛙声一片。”这岂不是化用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伤心太平洋》中有这样几句：“我父亲抵达上海的时候，当是一九四零年的深秋，上海的法国梧桐的落叶，一大片一大片地落在地上。落叶的景色是我父亲有生以来头一回领略，他觉得这真是天上奇观。秋风肃杀也是他头一回领略，他一身单衫，抖抖索索。”古人云：“时不与兮岁不留，一叶落兮天下秋”，更何况“梧桐树的叶子一片接一片落地，发出沙沙的梧桐雨声”。“梧桐雨”这三字用的好，让人想起“梧桐更兼细雨”、“秋雨梧桐落叶时”、“雨滴梧桐秋夜长”，想起“梧桐细雨，渐滴作秋声，被风惊碎”，想起“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想起洪升的《梧桐雨》……自古梧桐秋雨相辅相成，构成一幅和谐无间、天然入妙的图景。当然，王安忆这里的“梧桐雨”只有梧桐而无雨，无秋雨之梧桐便更加枯寂索漠、飘零无依。这正应了身在异乡的“我父亲”的心境，他遭受着“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的境遇，抖抖索索，前途一片渺茫。
王安忆的语言不仅有古典诗词的意境，还有着内在的韵律，像在唱，给人一种强烈的抒情效果。或许任何赞美都不如作品本身有说服力，因为字里行间的韵味情致就像水果的汁液，充盈饱满，只有亲身体会，才能品出其中真味。如《乌托邦诗篇》中的一些句子带有诗歌的韵律美，不仅朗朗上口，充满激情，还颇含哲理。
王安忆不仅化用古典诗词的语言、韵律，还吸收一些有生命力的文言词汇入小说，使语言增加了复杂的审美含量。如《爱向虚空茫然中》的第一章“羞涩”，作家从一个梦境写起，调动了心理和生理的感受，极其细腻而诗意地进入对于“羞涩”状态的描绘，其最后一段文字通过巧妙穿插一些文言词汇，全部构成短句，从而增强了紧迫感与节奏感。这段文字不仅有内在的格律，还具有一种朦胧感。而这种朦胧感恰能接近描述对象的本真，并往往能激发读者的想象，从而表现为一种诗意的美、一种诗化的境界。
王安忆的语言有些在表面上虽看不到明显的文言标志，但骨子里还透着文言的简练，或者说与文言还有着很大的关联。如《伤心太平洋》中有这样两句话：“南洋那地方还遍地珍草异木，奇禽怪兽，一夜之间黄土变成金。下南洋的传奇故事是我原籍福建最为盛行的传说，成功与失败的消息连年不断。”“珍草异木”“奇禽怪兽”“连年不断”这些四字短语有着文言般的简洁，前后两句话形成对照，充满张力，给人以丰富的想象。这种节奏的张弛有度，声调的抑扬顿挫，语言的含蓄凝练，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再看这样一句：“一个女人家，一生以丈夫儿子为天地世界，而这个世界暗无天日。”短短一句话，感情强烈，尤其是“暗无天日”把一个女人一生的辛酸苦难强化出来，其间的悲哀岂是一个“苦”字了得？
二、借鉴古典诗词技法
赋比兴是古代诗歌的基本技法。其语义的界定，以朱熹训注最为通畅易晓切合原义：“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王安忆如果生在古代，应该是一个作赋高手。她擅长用铺陈的手法，陈村戏谑她“一条棉裤，能写几千字”，只不过她铺排但不夸张，可以说她对“赋”的继承与发展不遗余力，以至于有人嫌她琐碎、癗嗦。赋的优势是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王安忆铺陈的文字比比皆是，如：《乌托邦诗篇》中有一段对怀念的叙写，长达几百字，表达了王安忆对怀念的认识与赞美，既直接晓畅，又深入肺腑。其铺陈的功力可见一斑。这种铺排又有点像“女红”，“王安忆用女红的手法，沉湎于缝纫的无限的针脚与编织的无休止的缠与绕，这是纯女性的生活内容之一，重复，单调，与社会无缘，有的是女人编织的韧性与执著。”
至于“比”，比即喻，是最基本的修辞手法，现在用得最为普遍。而王安忆用比有一个特色，就是善于铺排着比，对比着比，甚至似比非比。如写王琦瑶：“她是万紫千红中的一点芍药样的白；繁弦急管中的一曲清唱；高谈阔论里的一个无言。”如写香港的美：“它的美还在于它的对比性：它是最海角天涯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它是最荒无人烟的，又是最繁荣似锦的；它是最寂寞无声，又是最热闹喧哗；它是最海天漆黑中的最灯火辉煌。”（《香港的情与爱》）又如比较凯弟与逢佳的罗曼蒂克：“凯弟的一种是天上的一种，逢佳的一种是人间的一种；凯弟的一种是镜中月，水中花的一种，逢佳的一种是手拉手，心贴心的一种；凯弟的一种是一曲《采槟榔》便拉开帷幕的一种，逢佳的一种却是要喝酒、吃饭、购物、乘双层电车，再打电话约时间地点的一种。”再如写凯弟与逢佳的真实是两种真实，“一个冷，一个热；一个是水至清而无鱼，一个是污泥塘的莲藕；一个是假亦真时真作假，一个是真作假时假亦真。”类似的语言很多，既体现了作者的才情，又利用修辞技巧及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增强了语言的张力，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和思考。而且，她的比喻也让人想起很多古典文学的意象或语句，如“天上”“人间”“镜中月”“水中花”“水至清而无鱼”“污泥塘的莲藕”“假亦真时真作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等，《红楼梦》《爱莲说》的印记是否在里面？
再看“兴”，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手法。王安忆的《长恨歌》把兴的运用到了极致。她一开篇就用一万多字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在当代文学中真是独树一帜，使上海有了灵气，也为主人公的出场造足了境，蓄足了势。这四节与后面构成“兴”，其内部则充满“赋”，是兴中有赋，赋兴结合。
王安忆还吸取了古典诗词用典的修辞技巧，当然，用典在整个古典文学中都比较普遍，但追根溯源，应源于古典诗词。《上种红菱下种藕》中，闪闪讥诮秧宝宝的话中就多次用典，如：“陆国慎，我实在看不下去这个蓬头了，她是在唱‘拷红’吗？”“小人儿一个，在那里落眼泪，扮林黛玉呢！”闪闪对她嫂子和哥哥通电话影响她看电视有意见，就说：“十八相送才唱过，就唱楼台会。”又如：“小毛叫她作‘宝姐姐’，是闪闪兴出来的，多少有些促狭的意思，秧宝宝就装听不见。”“她又低着头，要是闪闪看见，就要说她是‘六月雪’里的窦娥了。”“江西人对着黄久香讲的白蛇化精的故事，特别强调，端午的雄黄酒不好喝。”“秧宝宝敛起笑容，厉声说：你是秦桧，专门作奸作怪！”“（妹囡）看见秧宝宝进来，笑着说：唷，岳飞来了！”……当然，这里面有些用典的同时也是比喻。作者在这里用典不仅使语言含蓄幽默，精练典雅，还使人物形象更加活泼生动，比如闪闪的话就衬托出她的聪明幽默、泼辣大胆，还颇有文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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