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穿越叙事的迷雾

作者:沈文慧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竹林中》 多重隐喻
  摘要: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莽丛中的凶杀案,作者以高超的叙事技巧赋予这个俗旧故事无穷的阐释空间和形而上的哲学意蕴,使之成为一个多重隐喻的文本。对此,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以期窥冰山之一角。
  
  《竹林中》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的是一件发生在丛林中的凶杀案。这本是一个毫无新意的题材,但作者以他高超的叙事技巧赋予这个俗旧故事无穷的阐释空间和形而上的哲学意蕴,使之成为一个多重隐喻的文本。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把握,以期窥冰山之一角。
  
  一、客观真实等于个人感受
  
  作品以法庭讯问的形式展开,采用内聚焦多重叙事方式,通过七个人物的叙述来建构凶杀案的真相。有意思的是这七个人对同一“本事”的讲述却莫衷一是,既互相印证又彼此矛盾。在叙事的迷雾中,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武士金泽之武弘死了,他的妻子真砂被强盗多襄丸强奸了。而案子的关键问题——金泽之武弘是怎么死的却被悬搁。你若想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正的凶手,最终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作品首先叙述了砍柴人、行脚僧、捕手、老婆子四人给审讯官的证言。四人的证言提供了一个对故事进行回顾的场所,也是后面叙事展开的基础。砍柴人是尸体的最初发现者,他详细交代了现场状况。同时以一个砍柴人的经验对案情做了初步推测和判断:武弘是他杀,且在被杀以前一定有过一场恶斗。行脚僧叙述的是对武士夫妇的印象,他感兴趣的是色彩。他注意到女人穿着胡枝花纹的衣服,他们骑着棕色的马,武士随身携带着黑色的剑筒。他的叙述更多体现了出家人人生如朝露的悲悯情怀。捕手不仅交代抓住多襄丸的时间、地点以及当时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和砍柴人、行脚僧叙述的某些细节刚好吻合。这些吻合除了说明多襄丸是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之外不能再证明什么),而且凭他的职业眼光断定:凶手是多襄丸,他是见色生淫心而最终杀人的。他的推理依据是多襄丸是京师大盗,好色,曾犯过两桩命案。老婆子是真砂的母亲,她以母亲的独特视角交代了真砂和武弘的身份、年龄、性格,认定是多襄丸杀了他的女婿。看来“众望所归”:多襄丸是凶手无疑了,况且多襄丸也对自己强奸杀人罪供认不讳。案子似乎可以圆满了结。
  然而事情却远没有结束。到清水寺忏悔的真砂,面对俯视、怜悯众生的观音菩萨道出了心底的秘密:是她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她之所以杀死他,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她被强奸后,丈夫冷酷、蔑视的眼光。这真是异峰突起。然而,更出人意外的是,死者武弘的幽灵借巫婆之口,发出了来自黑暗地狱的倾诉:他说强盗强奸了他妻子后,就坐在旁边安慰她,他妻子竟然听信了强盗的话,愿意跟他走,并且发疯似的强烈要求强盗把她丈夫杀了。面对妻子的所作所为,武士真是太伤心太痛苦太恼恨了,于是拾起掉在地上的小刀,“一刀刺进自己的胸口”。就这样,案件最重要的两个当事人以各自最不容置疑的“自白”彻底颠覆了前面五人对案情真相的建构。武弘究竟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致命的凶器的是大刀还是小刀?捆绑武弘的绳子是怎么解开的(武弘说是他自己解开的,真砂说是她在丈夫死后解开的,多襄丸说是他解开的)?
  按常理,事件本身只是一个“矢量”,是不可重复的。但叙述却可以使同一事件反复出现,在重复叙述中某种思想得以构筑,某种观念得以抽象。在此意义上,《竹林中》彰显了“重复”叙事的价值和意义。作者以“复调多声”的叙述使文本歧义丛生,解构了一直以来人们关于“真实”的看法——“真实”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努力,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它而且可以重建它。而芥川龙之介却告诉我们:客观真实是不存在的,重建历史真实更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历史真实”只是话语建构的产物。与事件有关的每一个人都在“自说自话”。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自我感受出发谈论问题,说话人的个人意识必然影响对“本事”真相的展现,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真实的而怀疑他人的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真实就是“我”所感受到的真实,换言之,真实等于个人感受。这种关于“真实”的看法和后现代主义关于真理、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认为,理论只是为了某个特别的功利主义目的而建构的暂时支点,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的观点,并且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性再现都受到了历史和语言的中介,而语言是不透明的,是错综复杂、晦涩难解的,只能提供通向真理的间接途径,而不能抵达真理。语言又是不稳定的,总是根据说话者情绪的变动而变动,每一种说法都不可能是明晰准确的,语言虽然可以提供相当客观的现实,却无法抵达真正的现实。总之,不存在普适性的理论,更没有终极性的真理,真理终究只是语言的游戏,具有视角性、相对性、片段性和不确定性。
  
  二、人活在无法逃避的绝望之中
  
  存在主义先驱、人本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疫病》中具体分析了“绝望”——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他把绝望称为“致死的疾病”,绝望就是“求死不得的无望”。在他看来,人每时每刻都支撑着全部绝望的负担。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理解,生理的死亡是进入新的生命,而绝望这种“致死的疾病”的特点是既没有生的希望又不能死。所有绝望的公式是:对自身绝望,在绝望中想摆脱自身,却又处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我折磨之中。以此观之,《竹林中》的确是一个关于“绝望”文本,一个关乎“致死的疾病”的恰当隐喻。
  也许你会奇怪,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或者说人证、物证都很可疑,没有很强的说服力),京师大盗多襄丸何以那么干脆利落地承认是他杀的人。其实,他完全可以蒙混过关。谁都知道等待杀人犯的结局是什么。他难道是活腻了吗?没错,他就是活腻了——他是彻底绝望,生不如死。现在正好有一个死的机会,甚至可以死得很“豪气”,他当然要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他的绝望首先是对社会现实、对国家权力机关的绝望。在多襄丸的口供中,有一段与案情毫不相干的话:
  
  你们杀人不用刀,用你们的权力、金钱,借一个什么口舌,一句话,就杀人,当然不流血,人还活着——可是这也是杀人呀。要说犯罪的话,到底是你们罪大,还是我罪大,那就说不清了。
  
  这段辛辣尖刻的嘲讽出自强盗多襄丸之口,似乎有些不协调,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正是这种不和谐突显了作品的社会批判价值。也许多襄丸就是那些被权力、金钱所“杀死”的人中的一个?也许就是因为现实社会的黑暗才使他走上了强盗的不归路?也许他就是要以这种极端的、邪恶的方式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以此和这个邪恶的社会对抗?总之,现实社会让他绝望。然而,他却在真砂火一样的目光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萌发了和真砂结为夫妻、从此改邪归正的强烈愿望。这是一个浪子、一个漂泊的灵魂对爱的期盼,对家的渴望,对最终归宿的祈求。为此,他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即使一下子会被天雷打死,我也必须将这女人做我的妻子,把她作妻子——这就是我那时唯一的心愿”。这也许是多襄丸黑暗人生中最美好、最亮丽的一瞬,是他摆脱绝望人生的电光石火。然而,真砂到底逃走了,那美好的时刻也如电光石火一般转瞬即逝。由此,多襄丸陷入更深的绝望——不仅是对社会的绝望,更是对爱情、对家的温暖、对所有美好希冀的绝望。对他而言,生命已毫无意义,唯有死才能得到彻底解脱,所以他才会昂然地说:“反正我这颗脑袋迟早得挂在樗树上,那便请判我死刑吧。”
  但是,死真的能彻底摆脱绝望吗?金泽之武弘自杀了,但在黑暗的地狱里,他的幽灵依然经受着绝望的煎熬,他依然听到妻子的“把这个人(指她丈夫武弘——引者)杀了”的叫喊,这喊声让他的灵魂永远不得安宁。事实上,武弘不仅绝望于妻子的无情和狠毒,更绝望于自己的无能与窝囊。作为一名武士,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侮辱自己的妻子,他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对妻子的恨只不过强化了这种自我绝望的情绪而已,或者说他在潜意识中把对自我的绝望转嫁到妻子的头上。就这样,武弘在绝望中毁灭了自身,却又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我折磨之中受煎熬。与多襄丸和武弘不同,真砂选择了杀死“他者”的办法来摆脱绝望。因为在她看来,她最大的不幸不是被强盗侮辱,而是被侮辱后丈夫对她的蔑视和冷酷。丈夫不仅见证了她的耻辱,而且彻底摧毁了她做人的尊严和信心。她以为消灭了她的耻辱的见证者,她就可以摆脱耻辱,减轻绝望。但事实上,杀死丈夫之后她不但没能摆脱痛苦,反而在已有的绝望之中又增加了无法摆脱的负罪感。现在,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好在菩萨面前忏悔,与其说她想祈求菩萨的怜悯和原谅,不如说她在寻求自我救赎。但她的内心早已被迷茫和恐惧掏空了,她是一具绝望的形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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