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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的作坊情结
作者：石立干
摘要：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文学一直很热衷于写作坊，写一种古老的和地方性的行业。不少作家，为什么会有如此作坊情结呢？本文旨在挖掘出现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文学一直很热衷于写作坊，写一种古老的或地方性行业，它津津乐道地向我们描述着这些作坊、行业所有的很专业化的知识，对种种作坊的规矩、行业的行风以及种种技能，进行着传奇般的叙述和描写。从油坊、染坊、酒坊、磨坊、画坊……直写到棺材铺，至今仍乐而不疲，兴致不衰。
陆文夫的《小贩世家》，最早使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已久违的古老行当的温馨。在文学与生活都长期失去了对手工业者的尊敬与对手工艺的欣赏之后，陆文夫以一个文人所有的脉脉温情，写了一个苏州小城以卖馄饨为生的小贩。稍后，邓友梅一连写了《画儿韩》《那五》与《烟壶》等作品，使读者初步有了“作坊情结”这一印象。也许《画儿韩》还不见情结之深，但到了《那五》与《烟壶》则已很投入了。《那五》中，对玩鸽走马、艺场风情以及拔牙、补牙、圆梦、看相直至堕胎等诸种行当，皆作了看似很内行的叙述和描写。《烟壶》显示了邓对古老行业的留恋和对某种工艺的入迷。邓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表现着自己对烟壶的制作及其他行业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倾其所有，不惜笔墨。在对作坊、工艺的描述中，邓无数次地表现了他的审美情趣，显示了一个古董商与一个鉴赏家的双重身份。作坊情结之深而不可自拔者当推汪曾祺。汪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皆受此情结所扰，自觉不自觉，用心不用心地写了许多作坊，许多独特的行当，许多工艺和技能。《大淖记事》写了一群锡匠，当他们负担结队默默行于小城的街上，为他们的一个兄弟受人欺凌，而向当局示威时，使人感到一种中世纪的行帮情调；《茶干》写到了酱园；《异秉》写到了药店；熟食铺以及有关烟、酒、茶的知识，《陈小手》写“接生”这一行当上的一个怪异神通小手男人以及其高超的职业本领；《八千岁》则全力以赴写一个相马师，并对其行业绝技大夸特夸；《泡茶馆》《故乡的食物》《吃食和文学》《四方食事》等，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着汪对作坊所有的那种挣脱不了的爱恋与癖好。而汪之所以独立成格，被读者与批评界视为“独特风景”，与他对作坊的意义所持的不同常人的理解与审美姿态以及对描述作坊所显示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当然难以分开。
不少作家，为什么会有此情结呢？
看一看中国文学的传统，也许就能知道这一点。中国文学喜恋作坊，实在已经很久。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就有不少写作坊者。琢玉者，制陶者，卖药者，引车卖浆者等时有出现，明代文学则风气更正，尤其是晚明的小品。说茶论酒，品赏种种工艺，则成了那时文人的一种风尚。李渔的《闲情偶记》一书中，他以一个文人的眼光，或赞赏某种酒具的色泽，或挑剔某种碗碟的鄙俗，让人见到一副工艺美术家的样子。后来的《红楼梦》也是这一情结的一个突出典型。曹雪芹对工艺、对技能总有一番拂之不去的热情，并洋洋自得，不惜笔墨，将其一一告知我们，其情形很像一位热心的老者将他珍藏的祖传秘方，抑或是一种咸菜的泡制方法很仔细而耐心地介绍给他的友人和亲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最得这种传统。周作人、梁实秋等都有很多文字用于作坊或某种独特的行业、行当，直接承袭了晚明文人的风气，周作人有《菱角》《北京的茶食》《喝茶》《乌篷船》《谈酒》之类；梁实秋单《雅舍谈吃》一辑，就有数十篇文章，说了数十道菜的制作。这一传统后来失传了。因为文学鄙视这种风气，文学只认长河大浪的景致以及烟囱林立的大工业生产。至于把玩工艺，谈论穿吃，则被嗤之以鼻，甚至被列入剥削阶级的庸俗情调而加以论述。到“文革”时，作坊以及由作坊而培养出的情趣受到了最猛烈的冲击。随之，文学也彻底告别了作坊。
使人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文化人毕竟接通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文学的传统又重新得到了文学的心领神会的连接。当然对部分作家而言，热衷于写作坊，并非是因为出于对文学传统的敬仰。他们热衷于写作坊，则另有企图。比如，他们想通过写作坊酿造出一种生活化的氛围或地方情调，以图打入文坛。这是一种进军与立足的策略。长久以来，中国文学持有一个并不可靠或者说并不高级的衡量尺度，这就是用生活气息是否浓郁来衡量作品高下的尺度。当一篇作品被送到编辑大人手上时，如果他在阅读之后产生一种生活气息浓郁的强烈印象，这篇作品就可能被选中。而当他发表出来之后，倘若又得到批评界一番“生活气息浓郁”的称赞，这篇作品也会以“优秀作品”美享殊荣。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公认不疑的标准，“生活气息浓郁”便成了许多欲事文学，并欲主文坛的人必须要加以考虑的重要问题。
写作坊的原因还有：传统在现代文明的逼迫下退却乃至消失，在现代人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无奈和伤感。吕新《雨季之瓮》中说：“许多年以前的山区里酿造业及其他的手工业正日益兴起，蔚然成风。那时候走在百业兴旺的山区里，视线内都是大大小小的各类手工作坊。造酒的、酿醋的、烧油的、磨粉的、制酱油的、制肥皂的、染布的、烧砖制器皿的，曾遍布于山区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段话中，“许多年以前”一语，既含有向往，又含有惆怅与无奈。大概是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转型的中国而对因闭关锁国，发一声叹息而穷追猛赶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取得现代文明是需要沉重的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会失去中国人所习惯了并已情感笃深的种种传统，种种生活方式乃至生产方式。当在一个早上，就将西方文明引入门内，并足足地领略激动了一番之后，他们觉得这突然而至的文明，似乎在他们心灵内处毁了什么。这个“什么”是什么呢？是“过去”。人毕竟不是无情的动物。因为人有记忆历史的嗜好，并有对“过去不肯忘却”与割舍的善良和厚道。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尤其是被一种人情味十足的文化教养起来的中国人，对“过去”很难产生西方民族那种冷酷无情或很淡漠的决断。这样新时期的文学就陷入了一个现在与过去，文明与原始相冲突却不能毅然决然地加以选择的困惑。怎样来表现这种困惑？一些作家发现现阶段莫过于写某作坊或某一种行业的不可挽救的衰败。这些作坊或行业已经为我们的生活而存在了许多年，它们给我们创造了物质和精神，并帮我们创造了从前的文明。于是作家们用一种似乎很女性化的情感来写这些古色古香的、具有原始风情、令人向往的作坊，又写出它们的困窘，它们的被冷落，它们的被彻底遗弃。
艺术上的考虑，也是促成一些作家选择作坊的一个因素。由始至终地以作坊作为故事的发源地，这种作法，保证了作品在结构上具有一种凝聚力与完整性。作家在编排故事、组织矛盾冲突时，将范围规定在作坊内，可以集中注意力，进行有力而有效的工作。因为在作坊范围内所发生的一切，往往都是独特的事件，因此，独具某一个作坊时，实际上也就独具了一份不与他人雷同的素材。从阅读方面讲，一般读者喜欢围绕一件主体物体和一个中心事件而展开作品的叙述，而不大习惯于没有主体物体和中心事件的散点透视与并列物体和事件之间的移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那么多的作坊，与作家的这一艺术期望是有联系的。
热衷于作坊的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中国文化的特别理想与情趣使然。“作坊”是与“工艺”、“手艺”等单词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对工艺作品欣赏的雅趣。一柄扇子，一把剑，一只陶壶或几方印章，它们的工艺，会得到许多高雅的，并且是只有人自己才能真正领会的评价。生产了这些东西的作坊，也会由于这些东西的出色的工艺水平，而成为人人皆知、青史留名的作坊。对工艺的欣赏，又反过来刺激了作坊对工艺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工艺体现了人的大脑的智慧与双手的才能，并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审美特性与一种文化品质。中国人历来就很重视工艺，并对工艺有着不同寻常的见解。由于如此，中国作坊和工艺，在历史上一直很发达。它所显示出的高超技艺与文化深度，甚至使世界上其他民族感到望尘莫及。
中国人的作坊情结，又与中国文化中的另一品质有关，这就是对闲适境界的认同。 闲适境界发端于老庄的“逍遥自放，无为自得”的思想，登峰造极于禅宗。禅宗的“寒即围炉向猛火，热即竹林溪畔坐”②，困则眠，渴则饮，“吃饱了混天黑”的人生观，将这种境界故意作了一些庸俗的说白，中国人的许多生活方式乃至一些生活习惯，都是与这一境界有着联系的。比如中国人的午睡昼寝。当一个农夫说他幸福时，他会说：“一天一个午觉。”从前文人留下的篇章里，透露午睡带来慵懒惬意的很多。“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③，“林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④，“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⑤……睡眼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形象。人们从“闲看儿童捉柳花”的情景中领略到一种肉体的舒适与灵魂的安恬。中国人在饮茶、饮酒与饮食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别情趣，也体现了这一境界。中国文学中留下那么多关于饮茶、饮酒的文章，那时谈到的茶与酒，自然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饮料，而是通过饮茶、饮酒酿造出一种情趣，并使其成为修身养性的途径。饮茶并不是为了解渴，喝酒也并非为了得一种刺激。《老残游记》中写老残一日与友人及两个妓女用餐，那些食物的名称和徽号，就能使他们立即有个饮食定位：这不仅仅是吃。“怒发冲冠”的鱼翅，“百折不回”的海参，“年高有德”的鸡，“酒色过度”的鸭子，“恃强拒捕”的肘子，先把一些超脱食物本身的意念印入他们的脑海。就中国的饮食而言，下一个“吃也是文化”的结论，自然是用不着证明的。这些讲究的前提是什么？是闲适与闲适之心态。这些讲究又强化了人们对闲适与闲适心态的迷恋和追求。
当然，我们谈论作坊情结，必须对情结持有分寸的看法，必须看到它与大工业社会的矛盾，必须看到如果过于纠缠这一情结会对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带来消极影响。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石立干，河南焦作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
①吕新：《雨季之瓮》，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②《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一。
③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
④苏舜钦：《夏意》。
⑤晏殊：《踏莎行》。